文 / 李娜

排灣族有個年輕的“雷鬼”歌手Matzka,他寫的歌,許多來自部落生活,有一首《兔崽子》,這樣唱道:

民國三十八年隨著國民政府來台…

滿身熱血想著有天能回老家的心態

手背上的刺青記錄著沙場上拼命的小夥兒

不知不覺時間飛過了多年以後

帶著一身的故事成了雜貨店老頭

還娶了高山族的女人作了老婆

每天閒著沒事兒就教訓小朋友…

 

兔崽子吔~~~~(兔崽子吔~~~~)

你的爸媽沒教你買東西要用錢!~

 

兔崽子吔~~~~(兔崽子吔~~~~)

你不知道俺以前宰過不少的鼠輩

 

兔崽子吔~~~~

想聽故事就給我乖乖老實坐好

 

兔崽子吔~~~~

我就是他口中罵大的兔崽子吔~~~~

這歌中的雜貨店老頭,自然是外省老兵,而且是因為與原住民女子通婚,定居於部落的外省老兵。

1960 至1980年代,大量的退役外省老兵以婚姻重建了自己和這個島嶼的關係。反攻無望,年事已長,以為是暫停之地的,勢必成為老死之鄉。而自1961年《陸海空軍官及士官服役條例》頒佈,即便是低階的退役老兵,也有了一定的經濟保障,得以考慮婚姻問題。但是,握著一大把年齡和一點微薄的退役金或終身俸,在都市是沒人肯嫁的;在山上,比起原住民,卻已經好象富人——特別是終身俸,意味著穩定的貨幣來源。因此,與原住民女性的結合,在老兵婚姻中佔有相當高的比例。這樣的異族通婚,緣由特定的歷史背景,亦是社會結構、經濟法則下的不平等婚姻。但邊緣之地另有自己的法則,在不平等、不得已、與愛情無關的婚姻中,卻滋生著五味雜陳的弱勢情誼,並且為自古以來的族群融合歷史,悄悄塗抹下新經驗。

Matzka歌中的雜貨店老頭,是記憶中揮之不去的部落一景。外省老兵入贅山裏,因為略有資金,就開個雜貨店,或者憑藉大陸家鄉的飲食技藝,開饅頭店、面店之類,也有的被安排去山地小學做校工,或者國語老師——哪怕講的是一口濃重的某省方言。Matzka形容調皮的孩子們買東西不付錢就跑,被雜貨店老伯追著罵“兔崽子”的情形,“哦,好象在眼前。”“兔崽子”的追憶並非控訴,卻是充滿溫情。外省老兵的雜貨店,既是謀生工具,也是他們融入部落生活,與部落族人建立日常親密關係的媒介,還是戰友定期聚會的空間。在臺灣無親無故,只“帶著一身的故事”的老兵,既有在刻骨思念中變得無限豐富的大陸故鄉記憶,又有幾十年漂泊流散的戰爭傳奇,雜貨店有時候好象一個舞臺,外面的世界,透過這個葉落不歸根、卻飄到山中的老兵,時光倒流般展演。

屏東瑪家鄉三地村的排灣女子王芸,公公是安徽籍的老兵,有兩個姨媽也是嫁給老兵。在三地村,這樣的老兵有十幾個,先生家這邊的北葉村,因為靠近平地,就更多了。提起她們部落的雜貨店老伯,星期日下午兩點鐘,雷打不動一定在電視機前,誰都不許打擾他,因為電視某台那時會放“京劇”(或是昆曲?豫劇?反正是大陸的戲就對了)。“那是他和故鄉唯一的聯繫吧。”之後,他會興致盎然地把戲裏的故事講給部落孩子聽。王芸更記得那些開面店、賣包子、饅頭的老兵,“第一次吃饅頭,好好吃啊!”部落裏一向以芋頭、小米為主食,老兵帶進來的各種麵食,令初次吃到的小孩子過節般歡喜,也從此豐富了部落的飲食結構。

從出生於1980年代的Matzka和王芸的眼裏看到的老兵,即便仍是“大陸人”,卻已經是部落的一部分,是部落原本就密切的親戚網路中,休戚相關的一個成員。因此,以“兔崽子”罵大的部落小孩,會如此同其情地看那些在雜貨店聚會,扳著指頭數“又走了一個”的老兵們:

他一直沒有忘記老長官的交代

蒼老的雙眼拼命把淚鎖起來

看著同袍一個又一個的離開

啥時到他他害怕又期待

他感嘆世界變化的如此之快

就像換季的樹葉凋零一樣的無奈

口中吐出的老煙冉冉升空

猶如思鄉的情緒盤旋在頭上越來越濃

 

有清以來,漢族移民與原住民的關係建立在土地侵奪之上;即便戰後成為“山地同胞”,來自文明的歧視和資源掠奪從未消歇,又毫無抵抗能力地被資本主義經濟捲入社會底層。貨幣變得越來越重要,也是原住民部落將年輕的女人嫁給外省老兵的時代因素。有意味的是,雖然從經濟上、對“外面世界”的接觸上,老兵占著優勢,但同時他們是臺灣土地上無根的可憐人,形同依親地進入部落,部落人對他們有自然的接納和親近。與此同時,老兵對原住民沒有本省漢人那種源自悠久歷史的歧視。“他們不會像本省人那樣叫我們‘番仔’。”

雖然許多老兵沒有受過多少教育,或者因為常年軍隊生活而顯得草莽粗魯,對於自己年輕的妻子,一般卻相當體諒包容,並且從經濟上照顧她的家人——這正是許多嫁給老兵的原住民女孩承擔的家族使命。對於老兵來說,年紀大了,有個伴,有了親戚,有了孩子 ——不管是親生、領養還是妻子帶來的——無疑是婚姻的最大意義。與娶個原住民妻子到平地生活的那類婚姻不同的是,入贅部落,使得老兵與另一個族群開始建立密切的、真實的家族關係。這樣的婚姻也是相對穩固的。事實上,老兵與原住民都有在非商業環境中形成的簡單、善良、心無城府的個性,各自境遇的坎坷和艱難,也讓他們對生活有極強的容受能力。導演侯孝賢多年前曾想拍一部片子,便來自這樣一個真實故事。故事中的原住民女孩,多次離家出走,每次與人生了孩子,便帶回來給老兵,老兵便一個個當親生子女一樣養起來,最後一共七個孩子,便是“雷家琪姐妹”。“當時就被故事裏那種樸素的包容打動。後來也知道,這樣的故事在老兵和原住民的婚姻中很多。”他感歎說。《雷家琪姐妹》並沒有拍成,1984年卻有一部李佑寧的電影《老莫的第二個春天》,娓娓講述了這類婚姻中的曲折、無奈和溫情。電影的結尾,老莫擁著懷孕的山地妻子玉梅,做著帶兒子回山東老家的夢。反攻大陸神話的破滅,一度讓老兵們在這個社會中顯得畸零而諷刺,然而老莫那流著山地人血液的兒子,不但許了他一個歸鄉夢,也給了他一個現實的第二故鄉。


原文出處: MATZKA 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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