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只是一個人

轉載自 台灣立報

文 / 丘延亮（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從台大「城鄉所」的成立到退（頹）化為城事規劃（鬼話）所，到文化研究學會2006年年會「城流鄉動」的無以明（名）之題旨，讓我們見識到了：「鄉」在台灣社會實驗和認知上已經空洞化成了一個欲棄還藏，欲忘且騷的名目樣章（token）和托詞物件（Object of lipservice）。

心「鄉」的淪喪

這個「鄉」到底是個什麼？竟然還有人要提起它！是否只是在緬懷一個消逝中的窮親戚，還是去矯飾假平衡真自欺的背祖忘本？還是憑弔一個個無人關心、無須在意的逝者，為他們的陰魂不散做最後的一個「七」，送終了事？吾人午夜夢迴終難免悽然於心吧！

「鄉」事之所以到這步田地，除了是李登輝以降近4分之1世紀滅農政策的成就，難道不也是知識份子（有機也好、無機也罷）怠惰失職、喪心爬梯的必然結果嗎？

這個心「鄉」的淪喪的言說中，其最典型的就是把生命、生活、生計和生長的時間與空間化約為無生命、非生活、廢生計、不生長的「農業」及其「問題」；在上面打空轉、弄學問或正色地意圖予以「解決」── 這個「解決」當然包括了解套（Resolve）和解消（liguidation）的雙重意義！

至於改良主義的──號稱有社會脈絡和文化意識的──「三農（農民、農村、農業）問題」的提法和論詰；其旨向則仍以「農業」及其問題為主軸與核心；農村、和農民仍屬（希望它沒有掉、卻不見自行消失的）附屬現象，不能不附而帶之而已；它的整體論詰構造不但未改弦易轍，相反的、農民農村在區分、括限下被割裂；也被順勢地給「問題」化了──成了「農業經濟問題」的令人生厭、無奈的「多餘」部分！

然而，「農業經濟」──及所附帶的「農民」、「農村」──出了問題；那些問題到底是誰的問題？是什麼造成的問題？是為什麼人的什麼樣的利益才構成的問題？是為什麼人的什麼利益而需要予以「解決」的問題？

眾所周知的，在西方人文社會傳統論詰中，「持平」的共識認為「鄉民社會」（或傳統「農村」）乃是一個partial社會、partial經濟和partial文化。在使用這個partial（好像說的是「部分的」？）前置飾詞時，似乎是「提升」也「拉拔」了它的角色和定位。而在一再引用下，它卻變成了──相對於「大」傳統的──「小傳統」！鈞此，恐也掩蓋不了在這論詰下的這個所謂「部分的」飾詞本身，不但相當矯情和「低聲下氣」（condescending），也絕對不是什麼不偏不倚（impartial）的陳述吧！

給子孫留下什麼世界？

弔詭的是，在那（些）個「大」社會、「大」經濟、「大」文化下的這個「部分的」「小」社會、「小」經濟、「小」文化，它們之如何受到宰制，摧殘甚至殲滅，卻成了理所當然、無庸置疑的「社會」過程。在「全民」利益的大帽子下，它們得為國族獻生獻死，也由之成就了「現代化」不得不然的「轉型」，在「功成身退」之餘走向「盡粹榮休」的「（不）安樂死」必然命運！

姑且不論數千年皆然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鄉民社會在中國歷史上的既然及今日的仍然，也暫不提萬千這些小社會、小經濟、小文化在改朝換代、更生甦民上的一次接一次啟動與承接，更不必講偉大文化之不依鄉民創發與積累之無由成就，就算這些皆如逝水年華，一去無回吧！我們能不想想今日當下是什麼光景？或者給明日子孫留下的是什麼世界嗎？吾人不倚鄉民，能有以力挽狂瀾、蓄勢復健，以謀另路自救嗎？

從30多年前的「能源危機」、「污染警訊」到今天的「地球暖化」、「萬物價揚」；鄉民社會的毀棄，除了是附帶受損／害（collateral damage）外，這一干災厄更加是「毀農發展」死胡同終必碰壁的死牆。不急煞車、掉頭迴轉，眼見自取滅亡、就是死有餘辜。

之所以如此，在21世紀的今天回顧省視，其理還能不明嗎？

世界原油價格已早於預測的高屆70美元／桶以上，只會再高、下調無望。在這情況下，替代能源既無著落，「生質能源」變成了有利可圖的替代。既然有利可圖，國際壟斷資本和在地投機官商利益必將聯手進行兼併，上下其手圈地、滅農。下一步就是在大莊園農作上進行高耗能投入的農作資本化集中，在擴充「能源作物」的同時，提高了如玉米等食／飼的邊際成本；結果不但倍增動物蛋白──平均8倍植物蛋白──的生產成本，更排擠了基本食糧的持繼和再生產，生民終將無以為食，災衍指日可期。

這個迫在眉睫的景象，固然是人類自毀的再一次大躍進；但它的啟始卻是其來有自的：美式粗放大農企業的賤價地租、全民補貼非農部類積累的生產方式是其始作俑者；它更在二次戰後，挾剩餘農產急滲第二、第三世界欲求長遠之計。康乃爾學派更大力潛入世界糧農組織、強力宣傳／推展「綠色革命」及「農業現代化」，為它在世界範圍實際操作宰制的層面產造學理與認受性。

「環境危機」浮上檯面

須知，這種剝奪性農制的之所以可能、除了首先建基在美國人稀地廣的自然條件上，更重要的是美國之作為一個歐洲移民徙置的國家，其鄉民社會從來未曾存有的這個現實。這些條件加上戰後半世紀的東西對壘；在冷熱戰交逼下、以美國為首的資本利益乃藉機操縱各式各樣特殊的非經濟條件，極盡權術操控之能事，才勉強維持了這個絕對無法永續（sustaining）的積累政體（Accumulation Regime）。這個積累政體的千瘡百孔維持到1990 年代，終於隨「蘇東坡」的壞死造成了危機世界體系的全球性開出；這危機也反映到了西歐社會民主福利制度的無以為繼之上，「環境危機」更隨之一再浮上台面。

在一拖拉庫的危機警示之下，1992 年5月經濟暨合作發展組織（OECD）的農業部長會議，首次就「農業多樣性機能」（Multi-Functionality of Agriculture）進行討論；1996年11月聯合國國際糧農組織又舉行了「世界糧食高峰會」，並發表了「羅馬宣言」及「行動方案」。

儘管如此，這些國際會議畢竟只自囿於鉅觀的「農業」部類的層面；更對問題的結構缺陷與質性死穴視而不見，不聞不問。

大農制之在美國所以曾一度有利；其原因在於成功地藉它全球戰略的政勢宰制、強自海外獲取低價油源，進行以工業／能源投入為主導的農業增產；時至今日，這個條件的基礎丕變；我們乃清楚的看到這個體制的可能與維持所必須依侍的前提：

（1）以壟斷市場的操作來將風險外化到「行號」所在的輸出國之外。

（2）「競爭」的條件必須倚賴在非自然要素的高比例投放上以保持「優勢」。

（3）操縱各種非人群、非農業部類的「過頭（overhead）」以產生／維持利潤。

（4）促成農產商品仕紳化以產生資本主義奢侈農品的市場與區隔。

（5）維持高耗能的長距／長線農品交易通道——包括運輸、Marketing等成本的超高比例。

（6）依賴高度的非經濟因素——特別是國族／國際暴力——以法權維持超級利潤的回饋。

（7）長線貿易下必然產生廢了（failed to）對再生性加以考量；也強化了竭澤擴產以及恣意的以鄰為壑。

其結果──揆之美、加、澳的經驗──當然是能源／生態全球性「經濟危機」急速加劇惡化！

殺雞取卵的末世資本主義

然而，問題更嚴重的尚不止此；它們更在政治、社會乃至文化的層面。這種「末世」資本主義，高耗能、低回饋、長線供需的殺雞取卵經濟，其維繫所須依賴的統治成本及警察須求必與日俱增，特別是在危機裂生成長之際，因此，它促成了非人民的、非社群的統治政治力的鞏固與提高；不但進一步壓抑了社會織體的脈絡性與自我防衛能耐；也逼使國族和國際霸權的──變身為「帝國（empire）的！？」──統攝疾推（system drive）要求驟增、多樣性的消失隨之變本加厲。

在這樣的統攝疾推之下，社會力更加在劣幣逐良幣及「彼得原理」的反淘汰推波助瀾下進一步產造「贏利性（政權）經濟」；將社會性的「保護型（社群）經濟」淘汰殆盡。在台灣目前的政治態勢下；它不但重蹈了國民黨在中國大陸潰敗逃亡的覆轍（如 Duara, P.在《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一書中的論證），更教這海島的百姓逃生無門，投海無地！

果然真只有如此了嗎？2千3百萬人就等著叫腐政牽了去陪葬了嗎？

弔詭的，更是辯證的、自救只有──也必須──從我們的鄉民的生計、生活、生長和生產中看見和起步！

這個看見和起步就是要全面、徹底地重新認識鄉民社會：

鄉民社會所體現的生業社群俗稱農民，其生計與生活地域是為農村、這些人在這些地方日日進行的各式生產活動則是廣義的農業，它是一個人地互動、社會聯繫、繼替體制、傳承網脈，協作踐行，文化創發與生活方式的多重複合體系，對全體社會的重要性絕不止近年承認的3成以上；更遑論「經濟」概算中所認定的，其「產值」不到5％。

鄉民：另類出路的想像者和實驗家

在這個最基要、草根的生產地域中從來都運作著多重經濟系統的多元樣相；鄉民中從來沒有一人──無論男、女、老、少──是單一勞動的職份單面手；他們隨了時移歲轉、日日針對家計的特殊需要，家戶的培育要求，成員的生命歷程……調配勞力。作為求生圖存的主體、他們和環境、自然、人文、社群不息地介面；必要時在社群內部動員家人、親眷、街坊鄉社，進行交工或互為僱傭；這些社群人絕非「一口袋」（如Marx所言的洋山芋）的愚公愚婦，愣頭愣腦地任由外來的權勢或利潤集團頤指氣使。這些生計者群藉家戶經濟的相對自主性來定義自己的生計，靈活多變的勞動投入也適應了他們以持繼與再生產為鵠的之圖存策略。換言之，自始他們就是我人今日始才開始認識的「微觀決斷的行動者」和一己行止的「戰略性主理人」；他們更是不穩定的自然、政治環境下唯一穩定的力量，以及突圍解困之另類出路的想像者和實驗家。他們的存在境遇在在體現了與廣大工匠者、百衲師（Bricoler）整體系統實踐之妙。只有無知者才會把他們當作只會「耕田」！

對於鄉民社會外部的非鄉民人口的各種依賴╱消費，鄉民社會不但提供了不絕的剩餘，也成為災衍不濟之時的避難所與回歸地。歷史證明，他們恰恰是朝毀國亡、生民歇息後、整體社會復康再起的根本保證和基地，數千年來屢試不爽。

鄉民社會這種生計復振、生活再造的創發潛力的源源不絕，恰恰在於這個社群中生計者的伸縮性和靈活性──在國族╱資本的瘋狂統攝及破壞下堅持了小所有、小生產、小交換的有機性。恰恰在大環境的風險四溢、暴突不測的時刻、他們的生計本位策略──包括「非正式」部類性質的種種游擊能力，如向外獵捕工資（wage hunting）等──除了是自我救濟的手段外，也在拒絕成為了大危機的一個部分或成為或其負擔時，明確地實現了它節能、短距快速回饋的效能和優異性。

質言之，吾人必須站穩在長時期的（longue duree）、結構的、與夫實踐的視點上才能充分體認到鄉民社會在社群、人文、自然等位向上扮演持繼角色的整體性意義；也才能夠有能力去體認小生產者、小所有者、小交換者不一樣的經濟邏輯，瞭解其思緒與理路的新時代涵意。由此，也才可以反省到吾人當代「受困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在我人行為選項與行事戲目上的窒礙與限制，由之重新出發、走上多重理性及其可能性的寬廣的進路。

台灣如何面對碳稅問題？

換句話說，在鄉民社會的「交割政體（transaction regime）」中，「市場」及其他經濟範疇不但是文化性的，也是時代性的；它必然不能長期受制於單向直線式「進步」思考的陳腔與「經濟」決定論中。面對沓然而至的各種不確定性、對鄉民社會或「三農」進行單一理述（theorization）只能是自掘墳墓。也就是說鄉民社會所體現的毋寧是Leibenstein（1966）所揭示的X-效能（X-efficiency）這個概念的實踐側面：這個系統在人為操控的各式理由之外仍能就其生產可能的種種限制良好運作。

相信朋友們一定會說這種所謂的X-效能在今日的台灣顯然並不存在。沒錯！但是讀者諸君可別忘了幾十年的法西斯式全島統攝也已經圖窮匕見，其不濟事態也早已紙包不住火矣！

為什麼呢？讓我們從反諷的例子求證一二吧！

2005年底，滅農殺手的農委會在「水田與水環境國際研討會」中，竟然以腹語般的小丑發聲「強調」「台灣長期以來以『生產』、『生態』及『生活』的『三生農業』為一貫的農業施政理念」（行政院農委會 2005年11月17日公報）。在這個笑話無人聞問之際，「水稻田多樣性機能」的學術討論中專家們也引進了「水稻田多樣性機能」之說，宣稱其含蓋範圍甚廣，「除了『安定糧食供應』生產機能外，也包含『社會文化形成與維持』及『環境貢獻』之生活與生態機能」（見黃振昌《水稻田多樣性機能之開發》一文）。

哇塞！農政官僚也洗心革面，去重新認識鄉民社會了嗎？

當然不是！這一干聲稱不過是官僚一族在全球資本殖民下的文過飾非、虛應故事。

事緣2005年2月中的京都議定生效；到2012年管制期屆滿，不符合標準國家必須接受減少貿易量懲罰的規定。而台灣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自1996的1,896億噸到2003年增到2,679億噸；7年間成長41.3％。總量佔世界1％。屆時控制在1990標準的減量成本當在台幣5千8百億至8千7百億之間。

針對這個新形勢、環保署乃被迫研擬對高耗能工業課徵碳稅，卻立即受到大資本的激烈反對，迄今爭論不休，議而不決。

無獨有偶；2006年雲林縣政府依稅法通則把向境內產業課徵碳稅的提案交縣議會審議，欲趕在中央民國 100年開徵碳稅前實施。結果引起一陣慌亂，無疾而終。

這些事實證明了什麼？它們充分的暴露了我們鄉民社會的受到國族／資本的盤剝、在現代化、工業化、都市化下受到不公對待的嚴重程度，以及諸多不為人知的驚人側面。

證諸2003年台灣二氧化碳的排放，其中電廠、鋼鐵、石化、水泥等佔59.4％；運輸部門佔13.8％；其餘則為商業與都會的產物。只有鄉民社會和部落地區是為全島生產氧氣的地區，始終承擔遏止暖化作用的角色，卻未獲承認。

在這情況下、更加弔詭的是，即令2012政府繳稅，它要拿來幹嘛呢？是打算回饋或補貼生產氧氣、抵抗CO2激增的鄉民社會或原住民山林地區嗎？至少到今天，這件事門兒都沒有！

然而、官僚們既然假裝講了人話，我們不應該打蛇隨棍上、為鄉民社會的補償進行合理的社會審計、據理力爭並進行抗爭，求取較公平的對待以為復振之資嗎？

總而言之，新的社會審計能不能成功就看抗不抗爭，如何抗爭了！

時至今日，連中國大陸的中央政府也已著手要求在全國試點，進行綠色國民生產總值（Green GDP）的盤點與核算；要求地方政府核實GDP數值，扣除其中公害、環損的部分。我們的鄉民社會、在抗爭的積累，永續民意的支撐下當然更不得不發展進一步的自救行動，以扼止年甚一年的「三農」人造禍害。今日這個議程既已提上了檯面。吾人為貫徹這個主張和行動，必須攜手立即全面徹底的重新對我們的鄉民社會發展出新的論詰與認受，積極做出重新的認知和定位。

原文出處：台灣立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