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只是一個人

                                橫越一甲子的兩岸三地尋親故事 

作者：許孟祥

出處：2012.10 兩岸犇報 第43期

2012年8月5日，時令正值農民曆上說的季夏荔月。位處亞熱帶氣候區的台北盆地，一如常年地活像火爐那般炎熱、暑溽難耐。

而就在這麼一個平凡不過的星期天下午，一通彷如穿越時空60年的電話，打到了小楊位於台北永和的家中。電話那頭輾轉從彼岸大陸捎來的信息讓她訝然地怎麼也不敢輕易相信。

這通來自白色恐怖政治受難人團體「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的電話，告訴了小楊，有關他身世中的未解之謎──一個他從未回到過的「故鄉」，以及彼此尋訪數十年無所獲的哥哥，終於在多年的苦尋下，輾轉託人從廣東、香港一路找到了位在台灣台北近郊六張犁的1950年代白色恐怖政治受難人墳塚。

而在此前，小楊方才從台灣檔案管理局押禁塵封了超過六十年的「白色恐怖」檔案中，取回了關於父親的親筆遺書，知道了關於那位和自己流著相同血液的父親，與家鄉的些許樣貌。

我們怎麼理解這段橫越海峽一甲子的兩岸三地尋親故事？無論如何得從小楊的身世開始說起。

通往歷史現場的長廊

「在我的腦海中，一直有個場景，它時不時地就會出現。那是一條長長的走廊……。」

小楊用略帶客家鄉音的腔調回憶著，「我一直想不起來何時到過那裡，後來我才知道，那條長廊是我還不懂事的時候住過幾年的孤兒院，也就是現在位在台北中和的大同育幼院的前身。」小楊側著臉，回憶著那段「成為孤兒」的過往。

問題是，小楊為何成為孤兒？

訪談間，隨著小楊關於自己身世的述說與回憶，讓我們從2012年的當下，直接地被拉進了那條充滿迷霧而看不到盡頭的歷史長廊。

小楊

1951年9月22日，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今天的青島東路）編號36的押房內，傳來一陣女嬰嘹亮的啼哭聲，為四周圍死寂一片的空氣，注入了一股難得的新生。

女嬰的母親叫做楊環，桃園龍潭人，平鎮宋屋國校（今天的宋屋國小）教員。
7月24日，以涉「匪諜叛亂案件」的理由，與時任中壢義民中學國文科教員的丈夫黃賢忠同時在中壢被捕。被捕時，22歲的楊環已懷有八個月的身孕。

小楊說，「母親在押房中產下了我，而父親當時也遭到關押，我的名字取雙親的姓，就叫黃楊。」黃賢忠與楊環將新生的女兒取名做黃楊，同時寄望他一出生就這樣乖舛的生命，雖像「黃楊厄閏」那般難長，卻能如黃楊樹那樣堅硬、卓絕地好好活著。

然而，新生的喜悅終究沒有維持太久。「義民中學案」在警憲特務大規模的圍捕後，就在黃楊的新生不久，有了急轉直下的發展。

根據李敖出版社《安全局機密文件》（下冊）254頁安全局官方文件所稱，「姚錦係中壢鎮私立義民中學教導主任，……曾先後吸收黃賢忠、徐代錫、樊志育、丁潔塵、楊環、夏（麥）錦裳、詹榮春、呂阿乾、徐代德、范榮枝、劉鄹昱等參加匪黨、並領導與教育。經常利用教學時間，向一般學生宣傳匪黨思想。」就這樣，黃楊的母親楊環，以「參加叛亂之組織」處以徒刑五年；父親黃賢忠，因「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遭處死刑。

1952年6月18日，黃賢忠先生被帶往新店溪畔的馬場町刑場，在劊子手的槍口下結束了32歲的年輕生命。屍身被草草掩埋。至於未滿週歲的小楊，就在父親亡後不久，便從母親楊環的懷抱中被帶往孤兒院，終於成為了沒有父母的孤兒，一直要到母親出獄後，才得以團聚。從此，母親決口不提他的生父，直到小楊上了國中後，他才終於知道父親遭到刑死。

「父親難道確如課本裡頭所說的那樣，是可惡的匪諜嗎？」當時正值青春期的黃楊，心裡一時並沒有答案。

那麼，黃賢忠究竟是誰？臨刑前留下的「檔案照」中，是黃賢忠生命最後盡頭的留影，為何他的臉上竟是掛著一絲昂然不屈的笑意？

我們在台灣民眾史作家藍博洲先生長年不輟的調查探訪所集結的著作《紅色客家人》書中，找到了一些關於義民中學案的線索。同時，通過兩封直到六十年後的今日，才由台灣「檔案管理局」交還小楊手中的黃賢忠先生親筆遺書，終於能夠勉強地拼湊出黃賢忠先生生前的生命樣貌。

(黃賢忠遺書之一)

抗日青年黃賢忠

黃賢忠，1920年生，廣東陸豐甲子鎮人。1937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軍發動侵華，全面對日抗戰開始。由韓江及汕頭工作委員會領導，發起的「惠來青年救亡同志會」，已著手發行《救亡導報》作為抗日宣傳資料。接著，惠來縣立中學也組織了「銀河劇社」（銀河，無數的星星組成，意謂一同團結抗日。），響應抗日。

此時，年僅17歲的青年黃賢忠，已經離開了家鄉甲子鎮，前往東北面不到五十公里遠的惠來，響應全國反帝國主義的抗日號召。他是否加入了青年組織「銀河劇社」，又或者更進一步地參加了潮汕地區「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韓江縱隊」的抗日游擊的活動？我們尚無從得知。只能從他在遭刑前寫給家鄉兩位弟弟的遺書當中，找到些許的線索：

賢士、賢賢兩弟為握：

我死矣！累家人吃苦，於心不忍！然事已至此，可不必悲，希珍重身體，以維家室。我兄弟四人，愛護家庭者，惟大哥與士弟，不幸大哥竟以肺病先逝，士弟屢為心臟病所苦。我獨健壯，竟死於非命，如非反動派之暴逆不仁，我何至於此！

我於一九三七年冬在惠來參加革命，一九三九年應郭堅同志之邀返甲工作。其後因郭同志出走，而先君對我之管制又極嚴密，我與黨之關係遂爾中斷。然統治者之窮兇無恥，人民之痛苦淒涼以至國特之壓迫催殘，使我徑事革命以解救人民苦難之決心，無日或釋，抵台之後，即重新與黨，不幸竟為叛徒所賣，壯志未酬此身先死，徒留悲與家人，遺憾萬分。

……

慈親諒在黨，白髮暮年，我生不得隨侍左右、死不得最後訣別，言念及此，益增悲痛。我之死訊，幸勿稟知，以免傷其玉體。生平善哭，今已無淚，紙短情長，未盡一一，特此訣別並祝   健康

二兄賢忠手書 一九五二.五.二十一日

台灣省保安司令部軍法處三十二押房

1945年8月15日，長達八年的對日抗戰結束，日本宣布投降。同時間，台灣人民在歷經50年的日本帝國殖民統治下終復歸祖國懷抱。10月10日，國共雙方通過重慶會談共同提出了避免內戰、和平建國為基礎共識的「雙十協定」，然而協定卻以破局告終。

黃賢忠先生於1946年的夏天抵達台灣後，任教於義民中學。此時的時局已經進入全國的內戰狀態。隔年，為了停止戰火的繼續蔓延與內戰帶給人民的無窮災難，以上海起始的學生運動終於獲得全國響應，針對國統區內的各地發起「反飢餓、反內戰、反壓迫」的遊行運動，事態越演越烈，而遭到蔣介石政權的流血鎮壓。1949年1月，台灣作家楊逵先生，也響應訴求發表了著名的「和平宣言」呼籲停止內戰、和平建國。

而這時的黃賢忠，如同他的遺書當中所說的，已經通過與台灣的地下黨組織的聯繫，重新與黨。並通過授課的過程，組織對社會民族懷抱理想的青年學生，要為人類社會前進的光明以及愛國、民族解放的理想，盡一份心力，如此而已！竟而在內戰與冷戰的雙戰結構中，犧牲了正值青春年華的生命。

而我們通過他在臨刑前寫給妻舅阿田的遺書，理解了生於民族生存遭受外在的帝國主義壓迫、接著內戰烽火不息時代中的黃賢忠先生的生命質地：

阿田弟：

被抓足足十個月的我，不知你們多麼盼望我回去。然而，事實告訴你，我終於被殺害了！

死，對於一個已經獻身給社會與人民的共產黨員並不算是一回事，自從決定參加那天起，就準備死了，何況還讓我活了這麼久才死呢？！可惜的是我不能替社會和人民造更大的幸福罷了！但這遺憾總有一天由我們的同志來完成的，因為人類的遠景，一天天地光明了！

你家沒有田，也沒有地，只靠  岳母和鍾姐夫一雙手、一張嘴去掙飯，他們太辛苦，也太可憐了！在這種有錢人享樂，沒錢人捱苦的世界裡，你該特別孝順他們，學他們勞動的榜樣，千萬不要為你是讀書人就鄙視了活計，你初中畢業之後還是去(讀)師範好，只要不做陳陳相因的教書匠，教書是最有意義的，它給人家知(智)慧，幸福和快樂！

我自問沒有做過違反(背)人民的壞事。今天被殺害只是太愛人類，太敢於反抗不平的現實罷了！為了人類社會，犧牲自己利益的人太多了，我不過是這大時代中一滴浪花而已！

年老的  岳母辛苦一生，我不但不能給她老人家一絲快樂，反而叫她為我擔憂傷心，實在難過。小楊生下來就跟母親坐牢，還沒有周歲就失掉了爸爸，而我放著教養的責任由她可憐的母親去負擔，實在慘痛！但，我終於擔負著這難過、這慘痛而死了！我生平最崇拜林覺民烈士，現在就借他絕筆書中一句話來形容我的心情：「語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充愛汝之心助天下人愛其所愛，故敢先汝而死也」。

我還有一位和岳母一樣年老的母親，和兩個身體孱弱的弟弟，他們在一年以前還來信要我回去。現在我死了，無論如何，他們是意想不到的。將來要是環境許可，希望你替我傳達一點消息。小楊將來可叫他回家去一趟，至於我和母親的相會，只有在她依稀的夢裡了！

……。

弟弟，珍重你自己吧。祝 幸福

岳母，魏、鍾二姊夫順此道別

黃賢忠絕筆 一九五二.五.二十二日 軍法處三十二押房

(我家在：廣東陸豐甲子鎮，店號黃和源，弟一名賢士、一名賢賢，悉知之)

善導寺裡的亡者牌位

「在我印象裡，大約是國中的時候，母親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帶我到位在台北市忠孝西路上的善導寺，」小楊回憶著，「裡頭有兩面牌位，我當時並不清楚牌位上頭寫的黃賢忠是誰。」「……直到後來，我的母親才告訴我，那是我的生父。」

在看似無止盡的戒嚴恐怖持續籠罩、反共教育以及「小心匪諜就在你身邊」的宣傳下，一般民眾總是「聞匪諜色變」，深怕與之牽連。而小楊的母親楊環，出獄後已經不能回到他的教職工作。社會對於政治犯的排拒、恐懼，讓他連找一份足以餬口的工作都不被接納。為了小楊的正常成長與不被歧視，楊環終而改嫁一位可依靠並且愛護小楊、在台大農場擔任技正的丈夫。

這是我們看到的，關於白色恐怖年代，女性政治受難人所遭遇的不幸悲歌，而相信這只是冰山的一角罷。(詳細的白色恐怖女性政治受難人的生命故事，可參閱藍博洲先生的調查著作《台灣好女人》，2001，聯合文學)

另一名義民中學案受難者家屬、麥錦裳女士的女兒黃曉珊回憶道，「我在很小的時候就認識了小楊姐姐。」曉珊在電話中耐心地說道，「當時我也還小，小學吧，母親帶我到善導寺，小楊姐姐也在。我看著母親從陳舊而佈滿灰塵的木樓梯爬上閣樓，小心翼翼地，把黃老師的牌位給請下來。直到今天我還對那一日的印象感到非常深刻，小楊姐姐一見到牌位便跪地嚎啕痛哭我因此問了媽媽，牌位上的那個人是誰？」

是的，楊環及麥錦裳這兩位義民中學案犧牲者的妻子，同在過程中受難。在出獄後，始終不知道丈夫的屍身埋骨何處。因此，只能透過供奉牌位，傾訴、懷念亡夫、同志。

至於同案黃賢忠與姚錦遭刑後的屍身，究竟在何處？這個問題，一直到了1993年5月下旬，由政治受難人曾梅蘭苦苦尋覓四十數年，竟而偶然在台北市郊六張犁公墓的荒煙蔓草間，找到了遭到槍決的哥哥的墓石，才有了驚動全世界的答案。

跨越海峽六十年的兩岸尋親

小楊取回黃賢忠先生遺書後，旋又想起了母親跟他說過的，父親在廣東陸豐家鄉的孩子，她同父異母的哥哥黃偉民。訪談中，小楊將黃賢忠先生的遺書遞給我閱讀，有一段寫給兒子偉民的遺言，裡頭這麼說： 

偉民我兒：阿父死了！為了理想而死，沒有什麼遺憾！只是爾年幼便失去了父母，未免有點傷心！我生前沒有留什麼東西給你，也未曾好好教育過你，這是我不是處，但你父已把整個生命和精力獻給社會和人民了，你一定會原諒阿父的！今後你要好好做人，聽從叔父們的教訓，做一個健全的人，阿父雖死了，無是安心的。你唯一的妹妹名叫黃楊，是你的繼母楊環在獄中生的，她的遭遇比你更慘，一生下來就在牢裡。以後你如果能到台灣來，希望你來找她。你們要好好做人，不要辜負爾父的希望！

你的爸爸賢忠絕筆

而小楊萬萬沒有想過，遍尋未果的哥哥，竟在八月的這一通由同為義民中學案受難學生、徐代德的遺孀涂貴美女士，所撥給小楊的電話中露出了一絲曙光。 

也許是歷史的巧合吧！家鄉陸豐的親人輾轉了數十年，透過香港、台灣朋友的關係，到處尋找有關黃賢忠的遺骨的線索，以及楊環母女的下落。(他們甚至猜測，楊環也已經在50年代，與黃賢忠同時犧牲。)而終於，在今年八月，由台灣友人尋得台北市郊六張犁公墓，並巧遇1993年發現201個白色恐怖犧牲者墓塚後，曾為黃賢忠撿骨的師傅林水彬先生。

由於六張犁的政治受難人公墓，長年沒有任何公務單位維護整理，因此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的受難者及家屬們，一肩扛起了維護「歷史現場」的工作。因為這樣，受黃賢忠後代家屬所託的台灣友人，才得以在林水彬先生熱情提供互助會連絡方式的情況下，順利地找到了黃賢忠在台灣的遺孀楊環，以及他的女兒小楊。

2012年夏秋之交，小楊回到那個從未「到過」的故鄉──廣東陸豐的甲子鎮，試著找尋有關父親活過的一切痕跡。

小楊手中拿著一份由陸豐家人交給他的、已經泛黃破爛不堪的舊報紙。這是一張台灣1993年5月下旬的《中國時報》，上頭寫著六張犁亂葬崗中發現白色恐怖遭槍決者墓塚的報導。據小楊的姪兒說，20年前他們透過往來台灣的香港朋友，知道了這個消息，並在報導墓碑的列名冊中，找了疑似黃賢忠先生的名字。然而，因為兩岸人民的不能自由往來，此間他們先後透過關係的苦尋，也就在這二十年內毫無所獲。

小楊回鄉的消息，很快地在宗族間傳了開來。尚健在的四姑姑一見到黃楊，便懷抱她當場痛哭失聲；而父親遺書中提及的哥哥偉民，已是長年臥病，兄妹的見面終於完成父親生前最擔憂也是最後的遺願。

哥哥偉民淚眼望著那位日夜期盼能夠相見，而六十年後終於站在他身側的妹妹小楊，難過地說出一句「我這一輩子，過得好苦啊！」道盡了那段因為兩岸內戰，而使得骨肉分離的無比苦楚。

至於黃楊，她始終沒有像這次回鄉那般靠近過那位只能短暫地懷抱過她一次的父親。然而，這初次的回鄉與她父親當年的出走相隔了60數年，如同故鄉小鎮的地名「甲子」那般，小楊彷如用她一甲子的歲月，與那段迷霧一般的歷史接上了頭，理解了他的父親，從而也知道了自己的長成。而再過幾日，黃楊就要度過他的61歲生日。

後記

2012年的8月15日，是我第二次去拜訪小楊。「六十七年前的這一日是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宣布投降、台灣脫離帝國殖民統治、反法西斯抗日戰爭勝利的日子。」我騎著摩托車前往小楊家的路上，這麼地想著。而就在這一日，前去拜訪小楊的，還有義民中學案中時任中壢國校教員、遭到槍決犧牲者邱興生的胞弟與姪兒。

之後，當我閱讀到檔案局歸還給家屬的邱興生先生遺書內容後，方才知道，1952年5月，黃賢忠先生知道了自己的將死，於是把出生不久的女兒小楊託附給同案的同志邱興生當乾女兒。邱興生一下子便同意，並且承諾好好的代為照顧，要黃賢忠不必擔憂。怎奈，邱興生先生也將要遭到刑死。因而，在匆匆寫下的遺書當中，囑咐家人，倘若日後環境許可，也請代為照顧楊環母女。偶而去看看他們，或送去奶粉也可以。

8月15日會面當天，邱興生的胞弟邱文夫先生帶去兩罐奶粉探望小楊。而這兩罐奶粉，送到楊環女士的手上時，竟而已是六十年後。

9月14日，義民中學案的受難當事人范榮枝先生(黃賢忠先生學生)，以及同案的犧牲受難者家屬，在彼此的號召下，舉辦了一場「白色恐怖義民中學事件受難家屬見面會」，家屬在用餐時說：「這一餐團圓飯，整整遲了六十年！」

（＊黃楊在小學時，由甫出獄不久的母親改名叫「黃新華」。我問了楊環女士，為何要幫女兒改名作「新華」？有什麼意思嗎？楊女士嘴角微揚、合著雙眼，祇是不停微微地點著頭。）

全文完

原文出處（兩岸犇報）：http://chaiwanbenpost.blogspot.tw/2012/09/43_217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