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只是一個人

長久以來,在進行50年代白色恐怖民衆史的田野調查時,我經常聽到一些女性受難人提到一個新竹客家女學生小傅的悲劇。因爲這樣,我開始尋訪一直讓同時受難的女性難友難以忘懷的小傅的生命史。在官方檔案的記載中,小傅的本名是傅如芝,新竹人,新竹女中高二學生，1950年1月,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大同盟,而以“參加叛亂組織”罪名,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在綠島新生訓導處拘禁期間,又因“繼續其叛亂行爲”,改判死刑。

歷經幾年來的循線採訪後,我終於初步掌握了小傅的歷史面貌;現在,我要從她念新竹縣立中學時的初中老師黎子松作爲起頭,向你們報告一則關於小傅的悲劇故事。

傅如芝（1933~1956）

黎子松老師

根據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第150～157頁,所謂“匪‘社會主義青年大同盟’黎子松、傅煒亮等叛亂案”的“案情摘要”一節所載:

黎子松,廣東東莞人,廣州大學文學系畢業,歷任中學教員暨督學;1947年來台,任教新竹縣立中學。

據安全局調查, 黎子松早在抗戰時期的1939年,就已經在東莞加入共產黨組織;同年十一月,“因工作消極,遭其上級指摘、清算,乃忿而出走”。但是,安全局認爲,黎子松“雖已不爲共黨活動多載,然其思想仍極左傾。”來台以後,因“大陸國軍失利,乃複萌惡念,陰謀趁機活動。”於是“利用教學機會,爲共黨宣傳,繼將該黨書刊,供學生閱讀,企圖毒化學生思想。”而“受惑諸生”當中,又以傅如芝、黃竹櫻及周賢農等十餘名,“中毒較深”。

由於傅如芝早已槍決,黃竹櫻又已於出獄後病逝,而其他人又遍尋不著;在這種情況下,針對“官方”的說法,目前,我所能聽到的“中毒較深”的學生證言,就只有周賢農的了。

周賢農,1933年生,新竹市人,處刑7年。

他說:“黎子松是我念新竹縣立中學時的級任導師,他同時教我們國文;他的國文程度很不錯,書法也寫得相當好。他跟我們學生很快就打成一片。黎老師的教學方式對我們來說很新鮮，他講的課，大家都容易懂。沒錯,他在上課的時候,經常從學校一些不合理的制度談到社會上其他具體的不合理現象;對我,我相信對傅如芝及其他幾個成績比較好的學生,也都很有啓發性。這樣,應該談不上是‘爲匪宣傳’吧!”

“在我的印象中,”周賢農又說:“黎老師的生活很浪漫,很有文藝氣息。我記得,黎老師介紹我們讀的第一本書是茅盾的《手的故事》,然後就是巴金的《家》、《春》、《秋》三部曲,以及魯迅等30年代作家的作品。在當時,這些小說所反映的問題都是我們很容易吸收的;它也讓我們對社會、對人生,有更多一點的瞭解。其實,黎老師提供我們閱讀的所謂‘匪黨書刊’,也僅止於這樣而已。”

然而,我看到安全局機密文件指稱:到了1947年12月，黎某“活動益劇,曾分別在男女學生周賢農、傅如芝住宅,假‘讀書會’名義,舉行‘秘密會議’, 討論共黨‘土地法大綱’與‘中共解放軍何時進攻臺灣’等問題,加強爲其宣傳,先後聚會歷十餘次。”

針對這樣的說法,周賢農向我解釋說:“的確,我們後來也通過黎老師的關係,經常看《觀察》等大陸的雜誌和開明書店出版的那些書。但我們並沒有像官方資料上所說有成立‘讀書會’。那只是黎老師拿書給個別學生看而已!而且,這些書在當時都是書店可以合法買到的呀!我被捕以後,我家裏的人怕得要死,就把這些書都給燒了。至於什麽‘秘密會議’,其實就是黎老師利用家庭訪問的時間,聊一聊我們所讀的小說跟時事而已嘛!對於官方所說的‘黎老師跟我們討論《土地法大綱》與中共解放軍何時進攻臺灣等問題’，我根本就沒有什麽印象。我一直認爲,他們會這樣寫,跟他們抓人也有獎金有關吧!基本上,他們就是要把我們這些被抓的人‘組織’起來;這樣,他們才能做成‘案子’的模樣吧!”

社會主義青年大同盟

的確,就像故事的敍述一樣,所謂“案情”是會因爲辦“案”的需要,而隨著書寫的邏輯繼續發展的。對辦案者來說,當這樣那樣的“陰謀活動”已經“具體”以後,再來,就是要給從事這些“叛亂活動”的人,扣上一個“組織”的名稱了。

安全局的機密檔案是這樣記載的:

“三十九(1950)年元月,黎子松復倡組‘社會主義青年大同盟’,著由傅如芝、黃竹櫻及周賢農等發展組織……。旋復指始各該生實施農村訪問,秘密調查三七五減租民間反應,並向農民散播:‘中共即將解放臺灣’之謠言,藉以擾亂民心。”

關於黎子松倡議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大同盟”,並由傅如芝跟周賢農等去“發展”的官方說法,周賢農說:“我的感覺是,黎老師不曾那麽具體的提過，他既沒有向我們提到‘社會主義青年大同盟’的名詞，也沒有明確的做法指示;事實上,他只是要我們多關心社會,多介紹其他同學多讀點書而已。”

“是的,”周賢農又說:“黎老師的確有說要帶我們到農村走一走;有一次,我們就利用假日,到某個住在農村的同學家裏玩啊!回來後,我們也在課堂上,針對農村的生活,做了感想報告。這其實也是很正常的戶外教學活動啊!可是到後來卻全都成了‘叛亂’的具體罪狀,真是從何說起啊!坦白講,就我後來深入的瞭解,我們這些同學沒有一個人參加過什麽‘社會主義青年大同盟’的組織。但是,自從閱讀過魯迅等30年代作家的作品以後,我們的社會意識被啓蒙了,對正義、理想也有一定的追求決心。”

逮捕

爲了理解小傅的悲劇,我們有必要繼續根據安全局機密文件所載的“案情”發展,來瞭解故事的進行。

機密文件透露:

1950年夏天,黎子松因爲經常到新竹市內的興中書店購書的關係,認識了剛從台大畢業,“平素言行偏激”的書店老闆傅煒亮,繼而吸收傅某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大同盟”;9月間,他又介紹一名劉姓女生到書店當店員,並交代傅煒亮“予以教育,以備吸收入黨”。然而,因爲傅煒亮“時與劉女密談,狀至親昵”,“引起其妻之誤會與妒恨,乃向新竹憲兵隊告發”。新竹憲兵隊據報後,隨即配合當地特高組,一方面運用傅妻爲“耳目”,派員跟蹤監視;同時,調查傅煒亮的“身世、言行及交往活動狀況,進而搜集其涉嫌佐證暨組織關係。”這樣,他們很快就發現傅煒亮與黎子松“關係密切”,於是“循線發展,於新竹縣立中學密布眼線,加強監視。”結果,“發現黎與該校高中二年級學生周賢農、鄭詩禮、傅如芝(女)、黃竹櫻(女)等(按黎任該班級導師),往來甚密,且常藉‘讀書會’名義集會。”

事實上,就時間來看,1950年元月,當黎子松倡組所謂“社會主義青年大同盟”的時候,傅如芝已經就讀省立新竹女中,黃竹櫻就讀新竹師範,周賢農也已經就讀省立新竹高中,他們都已經不再是新竹縣中黎子松班上的學生了。以此來看,我們有理由懷疑,上述有關小傅等人的官方敍述,根本就與事實不符。

然而,虛構的敍事邏輯是可以不必考慮事實的;“案情”的進展在沒有這樣的限制下,接著就要進入高潮。

11月29日,新竹憲兵隊認爲已經偵查清楚，於是同時逮捕了傅煒亮與黎子松。然後陸續逮捕黎子松的學生傅如芝、黃竹櫻、鄭詩禮、周賢農、曾美容，以及新竹女中老師蔡高等人。

“被捕前,我就已經聽到黎老師被抓的風聲了。”周賢農回憶說: “當時,我已經離開新竹縣立中學兩年,在省立新竹高中讀二年級;因此,也沒想到自己會因爲黎老師而被捕。那時候,外面已經抓了很多人了;所以,當教務主任把正在上課的我帶到教務處交給憲兵時;我就知道在劫難逃了。他們先把我帶到新竹憲兵隊,過了一天還是兩天?再把我送到臺北憲兵團(在某個國民小學);在那裏,我看到傅如芝等幾個初中同學也都來了。關了一段時間後,我們又被送到情報處(西本願寺);再被送到保密局;最後到軍法處,等候宣判。偵訊時,我從他們的問話內容判斷,我和其他同學所以會被抓的原因,主要是黎老師在日記上記下了他在課堂上的講課情形跟心得,同時也提到我們幾個在班上成績比較好的同學吧!但是,黎老師怎麽會被抓?我在當時也不清楚。在我的印象中,黎老師是一個單純的浪漫文藝青年;只是思想比較左傾而已,能夠算是共產黨嗎?況且,他單身一個人在臺灣,能有什麽組織關係呢?”

南方的木棉花

當黎子松知道自己的學生傅如芝、黃竹櫻等人也陸續被捕以後,深怕這些年輕的女學生們無法承擔嚴厲的刑訊;爲了鼓勵並安慰她們,於是自己作詞、作曲,寫了一首題爲“南方的木棉花”的歌——

木棉花又開了,

冬天已經不長,

才開遍了紅棉的南方,

有一位勇敢而多情的好姑娘,

她懷念我一刻不忘,

她寄來無窮的希望,

告訴我光榮而勝利的那一天,

木棉花又開了。

春天快要來了,

我迎接可愛的姑娘,

我迎接明媚的春天,

我迎接明媚的春天。

這首“南方的木棉花”很快就在男監的押房裏頭傳唱開來,並且輾轉傳到了小傅等人的耳裏。據說,後來,它還成了流行於50年代臺灣各政治監獄的“獄中情歌”。

牽連

“姐姐究竟是幾月幾日被捕的,我實在記不得了。”針對傅如芝的被捕,她的小弟傅祖慶回憶說:“當時我年紀還小,只記得,那天,姐姐和平常一樣,一早就去上學;可到了近午時候,學校就派人來通知說,姐姐被抓走了……!我們一家都感到莫名其妙?怎麽好好的一個人會突然被抓?究竟抓去哪里,也無從打聽。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幾天後,家裏突然來了五個拿槍的憲兵,他們一個站在大門口,一個站在姐姐的房門口,其他三個就進到房間,翻箱倒櫃,整個都翻;然後帶走了一些書啊!筆記本之類的東西。我們一家人都嚇得不敢說話……”

如果說小傅等人是因爲受到黎子松老師的日記牽連而被捕的,那麽,當時在新竹女中任教的蔡高,應該也是在這次搜查之後受到小傅的日記牽連而被捕的。

蔡高,1925年生,浙江溫州人,溫州師範畢業,抗戰勝利後,來台找工作;1947年進入新竹女中任教。他說:

“1950年12月2日,早上八點多鐘,我在學校上班時突然被三個便衣帶到新竹憲兵隊;然後送到臺北憲兵司令部、軍法處、情報局，再到調查局；一直到判決前,都是這樣轉來轉去的。可一直到今天,我還不明白自己被捕的真正原因?”

“根據判決書所載,我的同案一共11個人;”蔡高又說:“可實在說,這11個人我都不認識。我想,可能跟我有關係的,就只有一個新竹女中的學生傅如芝。可那時候,我也不認識她。我跟她根本一點關係都沒有,就只是借書時碰過那麽一次;當時,我連她叫什麽名字都不知道,還是以後才知道的。”

那時候,蔡高才二十幾歲,年紀輕,沒事就往圖書館借書看!

“我記得,大概是1949年春夏之交,一個蠻炎熱的中午,吃過中飯後,我到學校圖書館還書。”蔡高回憶說，“當時,已經有一二十名學生在排隊還書。其實,我是老師,也可以不用排隊,直接就把書拿給圖書館管理員;那就不會發生後面的這些事情了。可當時,我認爲自己應該做好守秩序的榜樣,就和學生一樣排隊還書;結果,這隊一排就排出事情來了。”

蔡高排了幾分鐘的隊後,排在他前頭的一名女學生回過頭來問他：“老師,您要還書嗎?”  

“是啊!”蔡高回答她說。

“您還的是什麽書呢? ”女學生又好奇地問: ”好看嗎?”

“一本是《人類是怎樣造成的?》,另一本是《勞動問題》，”蔡高告訴女學生: “兩本都很好看啊!”

女學生聽了就說:“老師,大熱天的,您不必那麽辛苦排隊,我可以替您還書。”

蔡高向女學生道謝後,也沒有問她名字,就將書拿給她了。

蔡高還記得, 《人類是怎樣造成的?》是自然科學的書,書裏頭主要在講寄居動物的胚胎跟人類很相似,同時也比較了脊椎動物的構造;書後面還提到達爾文的進化論,結論是適者生存,劣者淘汰。另一本《勞動問題》主要在講勞動創造價值的理論。那兩本書都是1948年1月教育部長朱家驊來臺灣訪問時,送給全省每一所省立學校的圖書之一;書的封面一打開,扉頁就印有“朱家驊部長贈送”的圖章。

還書的事過了以後,那名女學生也沒來找過蔡高;這期間也沒有任何事情發生。所以,他被捕以後也沒想到自己被捕會和這事有關?一直要到判決前的一次出庭之後,蔡高才又碰到那名幫他還書的女學生。

她看到蔡高就叫了一聲:“老師。”

“沒想到我們會在這裏再見到面!”蔡高認出是曾經幫她還書的女學生,就苦笑著說;然後又問她:“你叫什麽名字?”

“我叫傅如芝,”她帶著一種感到抱歉的表情說:“老師,我從圖書館轉借了您那兩本書,看完以後還在日記的讀書心得欄寫了感想……”

傅如芝向蔡高表示,她認爲,調查機關一定是在她被捕以後,把她的日記搜走,然後再根據日記所寫,把他也抓來了。

蔡高聽了以後並不怪她,反而安慰她,說:“事實上,這跟你也無關啊!我也不是被你害的呀!”

從軍法處到火燒島

據安全局機密檔案所載,所謂“‘社會主義青年大同盟’黎子松、傅煒亮等叛亂案”“經臺灣省前保安司令部審判”後,“以(40)安潔字第3399號判決書呈奉國防部”;1951年12月13日,國防部以“則副字第2217號代電核准”。

12月19日,清晨四五點鍾左右,黎子松與傅煒亮被帶出去槍決;上午約十點鍾,其他同案宣判。

“當天,軍法處有公設辯護人,”周賢農說:“所以,在宣判前,也有一些像是‘你有什麽冤枉啊?’之類的形式問話。我原來應該被判10年的,但可能是未滿18歲吧！就改判7年。”

蔡高因“思想受共黨影響,交付感化。”

傅如芝則以“參加叛亂組織”的罪名,被處有期徒刑10年。

小傅在判決前後的情況,在安全局的機密文件裏頭,完全沒有記載;故事的發展,如果缺落中間這一大段的話,對我們瞭解小傅的悲劇,總是有所不足;幸好歷經多年的探聽尋找之後,我們終於找到一個曾經和小傅親密相處過的女難友——羅瑞秀,爲我們補充敍述小傅生命史的這一段。

羅瑞秀說:“我是在臺北青島東路軍法處的女子押房裏頭認識小傅的。”

羅瑞秀,福建永定客家人,原來在廈門私立禾光小學教書,1951年春節,返鄉探親後,在汕頭搭乘輪船回返廈門;但是,船在海上被國民黨海軍攔截,全船乘客被迫上到金門;羅瑞秀然後就單獨被拘禁在當地一所民宅裏頭;到了9月,再被送往臺北軍法局的押房。12月1日,羅瑞秀再被移送軍法處一間大概只有四坪大,可裏頭卻已經擠了三十幾個女難友的押房。

“那些難友看起來都不會超過30歲,有的甚至只有十七八歲。其中,小傅就是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年輕難友。”羅瑞秀說:“按規矩,當天晚上,我就睡在押房最裏頭馬桶邊的位置。臨睡前,睡我旁邊的小傅向我自我介紹,我才知道,她叫傅如芝,被捕時還是新竹女中的高二學生。因爲其他難友都叫她小傅,所以,後來我也跟著大家叫她小傅。小傅接著又大概地向我介紹裏頭的生活規矩:一天放風兩次,早晚各十分鐘;在這十分鐘之內,輪到值日的人要負責倒馬桶、擦地板,並且用臉盆端水給病號洗臉;其他人則可以利用這短短的十分鐘洗衣服或幫病號做點事。”

羅瑞秀注意到,這段期間,每當聽到外役送飯來的聲音時,小傅總是趴在押房的門洞口,看那名當役的歐吉桑。她覺得奇怪,就問小傅:“你認識這個歐吉桑嗎?”

“不認識。”小傅說，然後告訴羅瑞秀:“他的聲音跟我爸爸很像,聽到他的聲音,看看他的樣子,感覺就像看到爸爸一樣的溫暖……”

因爲羅瑞秀是從大陸被抓來的,所以,小傅和同房的許多難友經常向她打聽那邊的情況; 羅瑞秀也毫不保留的把她所看到的情形告訴她們。

“她們聽了以後,既欣慰又高興!”羅瑞秀說:“她們認爲,這樣,她們的受苦也就值得了,再苦也要撐下去!”

一段時日以後,羅瑞秀瞭解到,其他女難友都是經過好幾個審問機關以後才送到軍法處來的;在這裏,她們也耳聞目睹了她們的父兄、老師、同學或同事被拉出去槍決的種種情景!

“瞭解了這些情況以後,我感到非常憤怒!”羅瑞秀向我描述當時的心情說:“同時,我也被她們堅強的意志鼓舞,從此,覺得自己並不孤單!後來,我也教她們唱一些歌,像是<跌倒算什麽>、<團結就是力量>及<母親的呼喚>等等。這些歌,讓我們在那種惡劣的環境下,得到某種精神的安慰,使得我們能夠勇敢的面對一切磨難。”

1952年4月15日,天還沒亮的時候,羅瑞秀被調離關了四個半月的軍法處,隨同兩三百名難友,擠在又黑又臭的補給船船艙裏頭,移送火燒島新生訓導處的集中營。其中,女生分隊大約有八九十人。不久以後,小傅也跟著下一批難友移送火燒島。

“異地重逢,我們倆人高興得又笑又跳地緊緊擁抱在一起。”羅瑞秀說:“在火燒島的這段期間,我們只要一有時間和機會,就在一塊學習討論。漸漸地,一起學習的人就愈來愈多了;我們知道,難友當中也有上面派來監視我們的線民,但是,我們採取‘提高警覺,小心應付,友好相待,不另樹敵’的原則對待;受到委屈,我們就借著一起唱唱歌來發泄心中的憤怒;因此,雖然一再受到上面的恐嚇,我們的學習不但沒受到影響,反而因此更加團結,更能互相關懷。”

“ABCD核心組織”事件

小傅作爲50年代白色恐怖時期近萬名受難者之一,在官方的歷史書寫中,其實也不過是個可有可無的小角色罷了,早在判決之後就該退場了;但是，在安全局編印的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輯第417～432頁,所謂“在訓犯吳聲達陳華楊慕容等叛亂案”一節,小傅又重新在歷史的舞臺登場。只是,這回在“涉案”的29人當中,她不再是扮演次要角色,她扮演(或者被迫扮演)了這齣悲劇的女主角;既然是悲劇,女主角的結局也就只能是死亡了!

爲了理解小傅的命運是如何走上死亡之途的,我們還是先來看看安全局機密檔案所載“頗爲複雜”的劇情:

1953年初,韓戰停戰談判正積極進行的時候,前臺灣省保安司令部新生訓導處已決“叛亂犯”吳聲達等,認爲韓戰結束後,共黨即將進犯臺灣,乃糾集同隊“叛亂案犯”,先以研究共党理論爲名,建立所謂“ABCD核心組織”;分配個別負責的工作後,進而調查聯絡各在訓“匪犯”及“新生分子”,廣爲“宣傳拉攏”,以“爭取群衆,團結反抗力量”,達到“破壞感訓”的目的。

4月9日,新生訓導處“戰士”高少雄拾獲一疑似“女犯與男犯通訊”但“未有發信人與收信人姓名之函件”,內容涉有“非法活動”之嫌疑。12日,又據第七隊(女生分隊)內線報告,發現吳聲達等人之“陰謀活動”;乃於14日展開全面搜查行動;因此連帶搜獲“女犯傅如芝密藏的手抄《論人民民主專政》小冊一本,及其它反動文件多種”;因而將吳聲達等扣訊。結果,“除傅如芝否認參加彼等組織外,餘均供認前情不諱。”7月1日,新生訓導處於是將該批“人犯”12名解送臺北保安司令部偵辦。

按照官方編排的劇情,小傅的悲劇才剛剛拉開序幕而已!

這裏,我們不妨也聽聽同樣是綠島女新生羅瑞秀所理解的,小傅被調回臺北的事件經過。

她說:“有一天,有位男同學撿到一張報紙,因爲看報是被禁止的,他就把新聞內容摘要抄錄下來,分送給難友看;我們女生分隊也拿到一份摘錄。我記得內容是有關韓戰的消息。後來,男生那邊有人不小心被發現這份摘錄,而且又是經過分析的新聞,事態就變得嚴重了。有一天早上,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新生訓導處針對所有的營房,進行同步的突擊檢查。所有的人都被叫下床來,背對床位,在寢室的走道上依序站好;檢查人員不管是上鋪下鋪的床位都仔細地翻查。結果,他們在小傅的筆記本中找到一張經過分析的剪報。小傅當場辯白:‘這是我在路上撿到的,因爲好奇就拿回來看……。’可後來,她還是跟隨幾十名難友,被調回臺北保安處偵訊。”

羅瑞秀和小傅都清楚地知道,她這一去,恐怕是凶多吉少了。所以,臨別時,她們都有一種再也不能相見的悲傷。

“同志,珍重了!”羅瑞秀跟小傅這樣說了一句道別的話,然後就與她緊緊地擁抱在一起。

羅瑞秀告訴我說:“當我望著小傅逐漸消逝的背影時,心頭突然被一種死別和孤獨的感覺所籠罩,一直要到好幾天後,這樣的心情才逐漸消失。”

在保安處看守所

在官方編排的劇本裏,劇情的決定性發展是在後半場的保安處看守所;這時候,決定了女主角小傅注定要走到無可挽回的悲劇的男主角陳華終於出場了;不管這樣的劇情合不合理,官方的劇本就是這樣寫的:

陳華,浙江平陽人,浙江大學畢業,原台中煙葉試驗所文書,1950年2月,因參加共產黨週邊組織讀書會被捕,處刑15年。1951年4月,從臺北軍人監獄移送綠島新生訓導處“感訓”,但“始終冥頑不化”……。1953年3月,新生訓導處全面搜檢陳華等“同隊人犯”的文件,發現他們寫滿“反動文字”的筆記本,乃於7月1日,將該批“頑劣新生”,與吳聲達、傅如芝等一併解送保安司令部法辦。

這一大批綠島的“頑劣新生”解抵臺北以後,便被羈押於保安處看守所。在羈押偵查期中,陳華“不但未稍斂迹,且變本加厲,在所中積極展開秘密叛亂活動”。其一就是:“與同所女犯傅如芝等,進行秘密通訊(使用密碼),指導其學習,並研究各犯被提訊後之情形。”同時,爲了鞏固“女新生”的“結合力量”,“且不惜假借色情與溫情手段”;因此,陳華在“與傅如芝不斷通訊後,要求與傅女訂婚”;小傅也“同意”了。

保安處雖然在偵查初期即“運用人犯監視”,卻“僅發現該陳華言語反動,行狀詭秘,但仍難取得實證。”一直要到11月,在保安處看守所內舉行嚴密搜查時,才在陳華的“咖啡糖”中搜獲他親筆所書尚未送出的“反動函件數紙”。另外又“在傅如芝之熱水壺底搜出手抄之《中共鬥爭史綱要》、《社會進化史綱要》及《互相檢討批評總結》之小冊三本”,以及“與陳華通訊之函件”、“反動詩詞等多件。”

事後,陳華爲了“避重就輕”,仍通過“外役”的傳遞,與小傅“秘密通訊”;告知小傅“應付偵訊時,可僞供小冊系由綠島解抵高雄時,在船上撿獲。否認由任何人供給。如萬不得已,可將責任全部推由陳某一人承擔。堅決否認有組織,儘量避免牽涉第三人等語。”

但是,這名“外役”其實是保安處爲了繼續搜證而“運用”的“僞裝”的“同情”者;這樣,保安處便將陳華與小傅等人移送軍法處審理。

1954年7月28日,33歲的陳華首先被槍決;小傅以及另外十一名男性難友,也于一年半後被槍決。

幾個女難友的證言

一場官方編排的悲劇終於隨著男女主角先後殞命而落幕了。

看戲的人,不管是內行抑或外行,總愛在戲落幕之後,意猶未盡地評說一番。看完了官方編排的關於小傅悲劇的本事之後,人們總也忍不住要就劇情的種種疑點討論一番。然而,我們與其天馬行空地“評戲”,倒不如聽聽幾位曾經先後與小傅同過房的女難友所說的劇情吧!

如果按照時間的先後,1950年3月被捕,處刑15年的原臺北郵政總局事務員許金玉(臺北萬華人),應該是目前所能找到的,最早與小傅在保安處同房的難友。因爲心臟不好, 她當時是個“病號”,判決以後經常被送來送去。1953年夏天,她從臺北監獄移送保安處樓下的大押房時,剛好與小傅同房。

“那時候,”許金玉說:“我們對面的押房關了三四十個跟小傅同時從火燒島送回來的男同學;其中一個叫陳行中(華)的男同學,有跟小傅寫條子,傳遞訊息;我想大概是討論案情。據我所知,他利用從福利社買來的糖果紙,把紙條包好,然後設法交給小傅;小傅拿到紙條後,就利用洗澡的時候拿出來看,同時叫我給她把風;看完以後,她立刻把它洗掉。”

安全局的檔案也提到,陳華等人在看守所所使用的幾種通訊方法:

(一)利用外役代轉物品時,將紙條挾帶於食品之中,或折疊如糖塊大小,外加包裝紙;

(二)事先約明以草紙或綠布條將紙條包好,置於盥洗室貯水池上方第一扇窗戶邊角上,於輪班洗臉時取去;

(三)在公共曬衣處晾曬洗滌過的衣服時,將通訊紙條密置對方事先告知的所穿衣服口袋內,這樣,當對方領取曬乾的衣服時就可收到。

但是,每一間押房裏頭都有防不勝防的爲所方運用作爲“眼線”的“人犯”。這點,小傅及其難友們也明白得很。有一天晚上,小傅就悄悄地告知許金玉,一個叫“小張”的女難友可能已經變節,對她要有所警惕!

據瞭解,小張,本名張XX,台中人,原來是護士;光復前後曾在楊逵之妻葉陶領導下,從事婦女工作;1950年3月因台中案被捕。

許金玉說:

“小傅告訴我:’小張在三樓關獨房,有一次,她主動向我解釋,她是不得已才會把她一個同案交出來的。可我告訴她,這是你自己的事情,你不必讓我知道!’小傅特別交代我:‘小張如果調下來跟我們同房的時候,絕對不可以跟她談什麽,也不可以對她表示什麽,因爲她很有可能已經變節了。’後來,小張果真調來跟我們同房。我就悄悄地和一個叫‘大張’的同房交代：‘現在,小張下來了,我們不瞭解她,不必去理她。’因爲小傅只和我說過小張的事,沒跟大張說;我想,情況既然這樣,也該讓其他人知道。可我並沒有把事情說得很詳細,大張也沒問我,就回說:‘好!好!好!’”

大張,本名張彩雲,台中人,台中醫院講習所畢業後,在省立台中醫院擔任護士兼助産士;1950年3月因台中案被捕。

“哇!”許金玉接著說:“可那晚,我卻看見大張和小張兩人,蓋著棉被,一直聊到天亮。我想,這個事情不對了!我不能保持沈默。天亮後,我就一直追問大張:‘你們到底是什麽關係呢?’我一連追問了三天以後,大張才告訴我,她原來是小張發展的。我聽她這樣說,心想,這樣事情就很不妙了!這很複雜,牽涉很廣!我於是把這個情況告訴小傅。小傅聽了,也感到事情不妙了!因爲大張和小張的關係這樣密切,我們判斷,大張一定會問小張:‘你是不是做了些什麽?要不,人家怎麽會對你提高警覺呢?’這樣的話,事情就變得更複雜了……。”

許金玉在保安處待了約20天,又被移送軍法局。

1953年4月22日被捕的李碧霞女士,可以從另一個側面,對這段時期的小傅的情況作補充。她說:

“我被移送保安處看守所女押房的時候,小傅和另外五個從綠島調回來的難友已經關在那間押房了;押房裏還有六個剛從外頭抓進去的難友。很快地,我就注意到,她們這些從綠島調回來的人,對我們這些後來才進來的人,有相當的警戒心。不知爲什麽,保安處的人經常來我們這間搜房;而且,每次都叫我們站一邊,她們綠島回來的站另一邊;我們那邊其實也沒怎麽搜,可她們那邊卻搜得很徹底,甚至連草紙都一張張地查看。我覺得很奇怪,有一次就問小傅:爲什麽會這樣?小傅就善意地告訴我:‘在這裏,你不知道的事情也沒必要知道,就不要問。’後來,我也不再多問什麽。”

有一天,看守長又帶人進來搜房。可這回,他們一進來就去檢查熱水瓶,結果就在瓶底找到小傅跟男難友通信的紙條。這之後,小傅和對面押房的一批男難友就經常被叫出去偵訊。

李碧霞說:“每次回來,我們就看到那些男難友被打得倒成一地。因爲小傅被叫出去的時候,小張都會跟她一起出去,大家就很懷疑小張。有一次,她們開庭回來之後,我就關心地問小傅:‘情況到底如何?’小傅還是勸我:‘你不知道最好!’當我向小張質問時,她卻對我說:‘小傅怕被刑,所以要我給她作伴……。’她的說法,當然沒有人會相信。”

爲了厘清小張的公案,經過多方打聽之後,我終於在永和秀朗路採訪到她本人。然而,當天的採訪卻是很怪異的一種經驗——不准筆記,更不能錄音。採訪之前,我聽說小張後來嫁了一個有特務背景的人,採訪當時,她旁邊就坐了一個看起來是外省人的六七十歲的老者;但是,從頭到尾,小張都沒跟我介紹他的身份,他也一直都沒開口,靜靜地旁聽我們的談話。一個下午,小張天馬行空地回答了我所問的問題;但是,因爲我始終不忍直接逼問關於她“出賣”小傅的傳言,所以,談了也是白談。

我們還是繼續來聽小傅其他難友的證言吧!

許金玉說:“我因爲心臟病發作,後來被送到臺北醫院住院半年。這段期間,護士出身的小張以外役的身份,出來照顧我。她見了我,就意有所指地故意對我說:‘這裏頭就屬你是大隻金魚啦!’我知道,她的意思是說我最厲害啦!可我故意裝傻不理她……。我想,她會這樣講,一定是大張跟她說了很多押房裏頭的事,她一定對我也有所警覺了。後來,我又調到軍法處,並且跟小傅同房。我就把在醫院見到小張的情況跟她講,同時也把我的看法告訴她。小傅基本上也同意我的看法。”

“小傅告訴我,”許金玉又說:“在我離開保安處看守所之後,她藏在熱水瓶底下的紙條,在一次突擊檢查時被搜到。我於是問她怎麽會這樣?她就跟我說,我調走以後,小張常常被叫出去,不知道做什麽?因爲我不在了,她又一定要和小張一起去洗澡(三四個一批),紙條就沒法帶去處理;只好藏在熱水瓶底下。有一天,她匆匆洗完澡,先回押房藏紙條的時候,小張剛好進來,並且看到她把紙條藏在熱水瓶底下。當天,小張又被叫出去以後,看守長就進來突擊檢查;在此之前,獄方已經聞到‘臭味’,查房查了好幾次,卻始終搜不到東西;可那天, 看守長一進來就直接去拿那只熱水瓶……。”

許金玉在接受採訪時特別向我強調:“小傅後來的不幸結局,究竟是不是小張告密的?我也不敢說。但是,事情的經過的確是小傅親口告訴我的。”

根據安全局的檔案資料,“大張”張彩雲後來被判無期徒刑;但是發展她的“小張”卻未見處刑記載;這點,也多少說明了許金玉等人的懷疑有其道理吧。

羅瑞秀再見小傅

就在許金玉和小傅在軍法處同房之前,1954年年底,羅瑞秀突然被調離火燒島,移監軍法處看守所,並且和小傅又再度同房了一段時間。因爲這樣,她與小傅最後的生命之旅,有過一段深刻的交流。

羅瑞秀說:“在路上,我一直想不通自己爲什麽會被調走,更不知道究竟要被調去哪里?當我再被送進臺北軍法處看守所的押房時,儘管一般被送回這裏的人都難逃一死,可我卻因爲聽說小傅還關在這裏等待結案,所以只想到又可以再見到小傅,而高興得想大聲歡呼!”

起先,羅瑞秀和一批國防醫學院的女學生同房;後來,她又被調去和小傅同房。

“我們就像失散多年的姐妹般重逢了。”羅瑞秀說:“當時的喜悅,真是難以形容啊!我們然後互相告訴對方,分手一年多來的情況。對我來說,最重要的事,首先就是要瞭解小傅當時的案情。我瞭解到,小傅是因爲在保安處的時候和男朋友通信被發現,而送到軍法處結案的。儘管他們通信的內容只是互相鼓勵要爲理想而奮鬥;可是,根據小傅幾次開庭的情況看來,法官卻把它解釋爲在獄中發展反政府的組織。我認爲,她的案情很嚴重,可能會被判‘二條一’。”

所謂“二條一”,是指“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犯刑法第一百條第一項、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第一百零三條第一項、第一百零四條第一項之罪者，處死刑。”

“這樣,我能不爲她的前途焦急嗎?”羅瑞秀又說:“我認識的小傅,是一個關心社會,虛心學習,對人熱情誠懇,任何事情總是先爲別人著想的好女孩。因此,我就天真地寫報告,向法官申辯,想把小傅寶貴的生命留下來。可是,我寫的報告一張一張遞出去後,卻如石沈大海般不見波紋。”

那麽,小傅自己又是如何面對即將來臨的死亡的呢?

我問羅瑞秀老太太。

“在我看來,”老太太想了一下,告訴我說:“這段時期的小傅,一直自責自己的疏忽而連累了陳華;所以,對於即將來臨的死亡反而有一種解脫的期待;至少,在表面上,她並沒有因爲這樣不利的情況,而顯示出一點焦急不安的神色;反而經常有說有笑地打破押房的凝重氣氛。”

有天晚上,當羅瑞秀和小傅共睡一個墊被的時候,小傅關心地問她:“你在臺灣沒有親戚,出去以後怎麽辦呢?”

“我認爲,這種可能性在幾年內很渺茫;”羅瑞秀回答說:“所以,我也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小傅聽了以後就說:“如果有一天你能出去的話,去找我媽媽好嗎?我媽媽只有我這麽一個女兒,你是我姐姐,我媽也一定會很樂意有你這個女兒;儘管我不在了,有你在她身邊,她就不會那樣悲傷……。”

羅瑞秀老太太告訴我,小傅在說這些話的時候,態度很誠懇,語氣是平靜的;同時一直用一種熱切期盼的眼神看著她。

“我忍不住留下淚來。”羅瑞秀說:“我想,只要能替小傅分擔感情的壓力,我很願意爲她做一切的事;於是堅定地回答小傅說:‘我一定會的,你放心!’當我關滿五年出獄之後,不敢冒昧地拜訪小傅的母親,於是先托人帶口信到小傅家;可小傅的母親聽到女兒的難友帶來的口信,卻當場激動地哭倒在地。我恐怕勾起小傅母親的傷痛回憶,一直到她過世前都不敢去看望她……。”

最後的旅程

小傅的故事終於到了尾聲。

1955年春天,羅瑞秀和小傅在軍法處又共處了半年之後被調到土城生教所。

羅瑞秀說:“當我要離開軍法處的時候,我和小傅都清楚地知道,這次一別,恐怕就是永別了!”

7月10日,臺灣保安司令部軍法處以“(44)審複字第24號判決書”判處小傅與另外十一名男性難友“死刑”,“理由”是“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

小傅的命運走到這裏已經是無可挽回的死刑悲劇了。

未完的劇情只是她要如何面對這必將來臨的死亡罷了。

這年冬天,當一名女難友從軍法處調到生教所時,羅瑞秀收到一封小傅托寄的信;幾十年後,羅瑞秀小心保存的這封寫於11月28日晚上的信,是我們在這齣悲劇中惟一可以直接聆聽到的小傅的聲音:

親愛的羅:

剛提起筆來想給你寫信,同房有一個難友的心臟病又發作了,我擱下筆去看她,等她好些,我坐下來正要提筆,外面又在叫開水來了,急急忙忙跑下樓去灌好開水,菜來了,一下子這個一下子那個,一封信總是寫不起來,現在大家都在午睡的時候,我安心地再度提起筆來,給你寫這封信。

信發出去後就開始等待著回信,終於來了。你一定想像得出我當時的心情,高興、安慰之外還觸動了我悲痛的心弦,當晚我又哭了。

羅:是的,我的感情比以前更脆弱了,可是當我想起了這確是彌補不了的損失時,我的眼淚又怎麽能止得住呢?!

我知道你一定很著急地等待著我的回信,正如我在等著你的回信一樣,可是爲了對你的顧忌,前星期寫好的信又沒發出去,等急了吧!?

羅:雖然前星期顧忌到不願讓你傷心,可是現在一定又使你傷心了,假如你知道我又重新得到傾吐心事、發泄感情的物件時,你一定會原諒我的。

羅:有時候我實在是悶得難過呀!那時候,我就會想起了你曾經是給我一個最大的安慰與鼓勵的朋友,假如你能夠再在我身邊多好……

因爲我只做半天工(早上),所以搬到這個房間來,生活得還好,請你放心!雖然這個房間很容易撩起我的一段回憶,影響到我的生活,可是我希望,並且也相信時間與自己的努力會給解決這個問題,慢慢使我的生活愉快起來。

羅:放心吧!我不會消沈下去。

聽說你的病好了,我們都非常高興。可是剛好的身體還得特別小心,可不要再病了。……代問朋友們好!

祝

快樂！

如芝草

11月28日夜

12月26日,國防部以“(44)理琦字第3138號令”核准了小傅等人的判決結果。

第二年,也就是1956年1月13日清晨時分,小傅等待已久的召喚終於來了。

羅瑞秀後來聽目擊的難友說,當小傅被點到名字時,她穿著一雙在獄中自購的木屐,就要走出押房。

“小傅,”同房難友不忍地說:“你換一雙鞋,再走好嗎?”

小傅說:“沒關係!”然後一一跟同房難友握手,從容地走了出去。

就這樣,小傅穿著一雙木屐,在臺北新店溪畔的馬場町刑場,走到她那短短廿三年生命之旅的終站。

幕落以後

1998年11月11日,小傅的弟弟傅祖慶在接受採訪時仍然對姐姐犧牲以後的情景記憶深刻;他說:“姐姐被槍決後,爸爸一接到通知,就在表姐夫的陪伴下,上臺北收屍。我現在還記得,爸爸把姐姐的屍體火化後,捧著一罈骨灰回來,然後安置在青草湖畔的納骨塔裏。爸爸說,姐姐的身上有好幾個彈孔;子彈從前胸穿進去,然後在背部炸開幾個窟窿……;後來,爸爸就幾乎不太講話,想到姐姐時,就自己一個人靜靜地流淚……”

我所知道的小傅的悲劇故事就講到這裏。

一個這樣年輕的女子爲什麽會有這樣的悲劇性下場?

我想,那就留給後來的史家們去研究吧!

全文完

原文出處：＜台灣好女人＞－聯合文學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164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