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只是一個人

本文載自《台灣立報》

編按：凡那比颱風重創台灣，各地均傳出災情，去年莫拉克風災的八八災區再度成為重災區，重建之路更為遙遠。本文摘自《立報》9月1日社論，在全球天候極端化的趨勢下，該文呼籲台灣各級政府痛定思痛，從歷史的宏觀角度開展天災防治的民本政策，殊值深思。

關於自然科學領域的治本工程，近年來環保意識抬頭，論述者眾並迭有新論，但在全球氣候異常的趨勢下，人為的環境整治工程，究竟能否真正抵抗大自然的暴雨、暴雪、酷旱，則難有定論。相較之下，另一種屬於社會科學領域的治本工程，其實攸關社會正義，卻少有人提起。

去年的88風災重創南台灣與東台灣，其中尤以太麻里溪、楠梓仙溪、荖濃溪、高屏溪、達娜伊谷溪等流域受害最為慘重。這些重災區的居民包括原住民與漢族，絕大多數以農業勞動維生，農民原本就是台灣社會的弱勢階級，原住民則是最弱勢的族群，從事農業勞動的原住民因而成了弱中之弱，一場莫拉克颱風讓他們的處境更形困頓。

1999年的921大地震，台中、南投、彰化是重災區，無論住宅或土地毀損，受害最慘烈的絕大多數都是勞工與農民，其中也包括了為數不少的原住民。從921到88，這兩場重大天災所揭露的，不僅是防災救災的問題，還是台灣社會的階級問題與真正的族群問題。從歷史根源來看，我們認為前述的階級與族群問題，涉及三種台灣整體社會虧欠的「歷史性債務」，這三種債務反映的，是台灣歷史發展進程遺留下來的三大矛盾。

首先，從大陸渡海來台的漢民族數百年來在島上拓墾的移民史，實際上也是一步步逼迫原住民族往高山遷徙的壓迫史，導致原住民迄今仍處於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最邊緣，這是第一種歷史性債務，反映了族群（原漢）矛盾。

其次，從1950年代以來形成的以農養工政策，導致農業破產、農村崩潰，農民在餵養這個社會的同時，自己卻難以生存，且於今尤烈，這是第二種歷史性債務，反映了工商部門與農業部門的矛盾。

至於1950年代以後，大量投入工業生產與服務業勞動的勞工群眾，他們為台灣創造了驚人財富，卻無緣分享；他們人數最眾，但分潤最少，以致絕大多數處於勉可溫飽的生存線邊緣。這是第三種歷史性債務，反映了資本集團與勞工之間的階級矛盾。

這三大矛盾，讓台灣的勞工、農民、原住民長期處於弱勢困境，更讓他們在面臨各種天災時幾乎無從對抗，住宅與耕地的毀損，他們難以藉由個體經濟實力進行重建；生命與財產的損失，他們即使窮一生之力也難以彌補創痛。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審度，這三大矛盾所構築的債權與債務關係，才是台灣必須真正面對的歷史共業與社會正義。

以此而論，台灣各級政府的救災措施往往偏重災後濟助，這非但只是治標而非治本，更遮蔽了其間所隱含的正義問題。執政者應當體認，問題的關鍵，在於根本性的解決這三大歷史矛盾，讓台灣的弱勢階級與族群走出困境，從而在面對天災時具備適度的自體療癒能力。

我們深知，當前台灣的資本主義體制，積弊重重，無從償還的社會正義，只能藉由公共政策來加以補償。勞工、農民、原住民是最基層、最廣大的人民主體，針對這些人民，切實解決民瘼，才稱得上是以民為本。

我們認為，政府的首要之務是儘速推出各種勞動保障、減免稅賦、生產補貼、社會福利等政策措施，多管齊下，唯有大幅提高勞工、農民、原住民的經濟收入，才能真正的提升其政治、社會、文化地位。台灣面對各種天災時，除了災後救濟，最迫切需要的，正是這樣的民本政策！

文章出處：《台灣立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