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只是一個人

近來，(在不斷討論廢除死刑與否之際)，網路又開始出現〈不孝兒英伸〉的轉貼，文中講述鄒族青年湯英伸，在漢人社會裡所面臨的文化調適及各種矛盾、衝擊，終致造成了悲劇。時至今日讀來，依舊令人為之嘆息。只是反觀現今原住民，集體弱勢的結構性處境仍舊無法跳脫，我們是否應該有更進一步的深刻的反省？

該文源自《人間》雜誌第九期，係由台灣知名作家陳映真所創辦的報導文學雜誌(1985-1989)，素以精彩的報導攝影、深入追求真相的文學描述、及豐富的社會關懷，形成獨特的雜誌風格，深刻影響台灣八十年代的學運、社運。未來，我們也將從中挑選精彩的圖文報導，與大家分享；並秉持初衷，持續行動關懷台灣社會。

湯英伸從土城看守所來到台北地方法院一審，右後方是他父親湯保富先生。  蔡明德 攝

攝影/蔡明德 文/官鴻志
 

一月廿五日清晨，台北新生北路一家洗衣店裡 
發生了一起驚動社會的慘案 
行凶者竟然是一個師專肆業的國家公費生 
來到台北九天， 
只有十八歲的鄒族少年；……而且 
他能詩、能歌、學藝雙全； 
是同學心中的好朋友，族人眼中的好兄弟 
是校園裡熠熠發光的明星，一大堆獎牌的得主… 
為什麼這樣的一位山地青年， 
從純樸的小山村隻身來到繁華的台北 
一霎時竟成為三條人命的凶嫌？為什麼？ 
令人悲傷的社會新聞背後， 
是不是也有一個嚴肅的社會的困局呢？ 
我們能不能為它找出一點沉痛的線索？ 
請你不要看我們的罪過，請看天主的羔羊…… 

阿里山麓底下，仍然陰陰地籠罩著凜冽的寒冬。吳鳳鄉分駐所所長郭孝華接到台北一通電話，立即率領幾名部下，匆匆地驅車趕到特富野，那是一座純樸的小部落，坐落在高高的山嶺上，四周環山依水，住著五十餘戶鄒族人家。村內，最靠近翠谷斷崖的一戶，主人湯保富因公去台北出差；太太汪枝美一個人在屋子裡。四年前，她因為騎車墜落山谷，脊椎骨重摔受傷，半身不遂，正躺在床上休息。 

她隱隱聽到屋外有人敲門，呵卡答呵卡答的皮鞋聲，在庭院四周走動。汪枝美勉強拄起拐杖，走進客廳，才赫然發現所長郭孝華坐在沙發上。
「妳兒子湯英伸有沒有回來？」所長問。 

汪枝美怔了一下，說：「他，才離家出去，失蹤了幾天，我們也找得心急呢！」 

「他在台北可能涉嫌一件案子！」郭所長說。 

電話鈴響。恰好是目前還在台北警察學校唸書的大兒子打來的，「爸，我找到湯英伸了，聽說在一家天祥餐廳打工……。」才從台北回到家不久的湯保富接了電話，也沒等對方說完，就問：「人呢，你看到他了？」 

「沒有，昨晚本來可以去找他的，但我把榮譽假轉讓給一位同學，他摔柔道受傷，必須去看醫生……」電話的那一頭說。 

「聽說你弟弟出事了，你趕緊去找人，帶他到警察局解釋清楚。一定有誤會，你們老老實實地講，沒有關係，一定是個誤會。」湯保富說。 

由於住在這寧靜的高山上，與外面的世界隔得很遠，這一家人為什麼緣故被驚動？當時連所長郭孝華也說不出箇道理。他只是奉命調查。但，當天的晚報，卻早已傳出一起兇殺命案，以三版頭條刊佈了出來：「一月廿五日上午，在台北新生北路二段開設翔翔洗衣店的彭喜衡、妻子王玉琴、女兒彭珊珊，遭歹徒以重物擊打，頭部破裂死亡，僅餘被害人的兩名兒子倖免。……」 

報上的消息還不能確定兇手是誰，只隱隱地提到一個年約廿餘歲的洗衣店工人可能涉嫌。警方正封鎖現場，進行搜索、勘驗中。 

電話鈴又響。下午四點，湯英伸在台北建國北路的親戚家，被哥哥找到了。「媽媽沒事啦，您放心……」湯英伸在電話中低聲地說，這是他離家十五天後，第一通打回家裡的電話。「你和哥哥去警察局解釋，老老實實地講……。」汪枝美再三叮嚀著。她對老二抱有信心。在她心中，老二基本上是個很善良的孩子，她相信一定是箇誤會。 

掛了電話，湯保富匆匆的又開車北上了。 

說來倒也奇怪，就在前一天，一月廿三日，他也聽說湯英伸在台北的一家天祥西餐廳打工。本來和汪枝美約好一月廿六日（星期日）去找兒子，但熬不住內心的焦急，在嘉義開完會議後，當天下午他便直接北上了。 

湯保富按地址去找，報紙廣告欄明明寫著「北市民族西路六十五號二樓，富國大飯店對面」，卻怎麼也找不到天祥西餐廳。他挨家挨戶，幾乎踩遍了街頭一帶的小巷，直到午夜，總算找到一家「天祥自助餐廳」。一問之下，老闆說：「奇怪，很多父母也和你一樣，沒頭沒腦的，跑到我這兒要孩子。你自己看看，我這個店像西餐廳嗎？」老闆無可奈何，看看湯保富一臉的風霜，開始用同情的口氣說，「依我看，你還是趕緊到派出所報個案吧！」 

山上的初春，一貫比平地冷。可是這時候的冷瑟瑟的台北街頭，使湯保富感覺到一股打心裡竄出來的冷意。英伸離家出走的這些天來，音訊全杳，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同名的餐廳，卻遇上詭異的難題，他急忙跑到民族西路派出所查詢，值夜的警員說：「天祥西餐廳沒有登記！」 

哥哥，讓我先回家看爸爸媽媽…… 

廿五日下午六點，台北建國北路上，湯英伸和哥哥倆人，坐上計程車逕自往台北中山分局開去。湯英伸臉上沒有一絲表情，只是沈默地看著窗外的街景。突然間，湯英伸噓噓地抽泣起來。他努力抑制抽搐，抬起滿是淚水的臉，說：「哥哥，我們能不能先回家，看爸爸，媽媽……好不好？」

事實上，當天下午三點，湯英伸已經打電話給中山分局說：「我殺了人，下午去警察局自首。」 

他一個人懷著全世界最大的孤單，站在約定的弄口上等警察來帶走他。然而，警察沒有出現。他又茫然地，孤單地走了。 

第二度打電話自首時，才又講明：「下午六點左右去自首」，這時，湯英伸在哥哥陪同下，向中山分局自首投案。他一字一淚地向警方筆錄人方真彥招供。 

這是文書上的供狀： 

問：教育程度？現操何種職業？家庭狀況？ 

答：嘉義師專四年級肆業。現在沒有做事。家有父母湯保富、母親汪枝美……等五人。生活依靠父親薪津收入維生。小康。 

問：有無前科？有無參加不良幫派？ 

答：沒有前科。沒有參加不良幫派。 

問：你今天是為何事來分局？ 

答：因為我於七十五年一月廿五日凌晨一時許，在本市新生北路二段一三七巷四十九號翔翔電腦乾洗店殺人，現在來分局投案。 

問：你是如何到本市新生北路二段一三七巷四十九號翔翔電腦乾洗店做工？ 

答：我是於七十五年一月十六日中午，由世吉介紹所邱世芳先生介紹到本市新生北路二段一三七巷四十九號翔翔電腦乾洗店工作，至今有九天。 

工作才九天，他成了殺人嫌犯 

命案發生以後，輿論嘩然，給社會帶來不少的驚動。電視新聞以「滅門血案」為題，做了很大的報導；有一家報紙把這件命案定性成「引狼入室的悲劇」。但兇嫌湯英伸卻只是一個嘉義師專肆業的國家公費生，這個事實引起教育界關注，也造成省內罕見的議論話題。政大法律教授黃越欽在校園內演講，說這個案件是「我們社會的悲劇」；台大心理學教授楊國樞，在一項針對湯英伸涉嫌殺人命案為題的座談會上表示：「我們必須了解山地同學的言行背後，意義並不一樣」；海德堡法學博士朱高正建議社會：「應該從法律人類學的角度，來看這個命案。」…… 

更重要的是，這件命案在幾個大學和中學校園內，引起青年學生的討論。湯英伸在獄中也收到雪片般飛來的信函。法務部長施啟揚的姪女寫信給他；一位雲林地區的中學生在信中傾訴：「你是我們年輕人的一面鏡子！」…… 

一月廿六日下午，人間雜誌編輯部也為此感到震驚。大家的議論焦點，集中在台灣社會現代化過程中，少數民族的文化差異與適應問題上。「我們要找出個原因：為什麼一名師專生，從山地村落到台北之後，只在台北過了九天吧，就變成了殺人的凶嫌？」這個問題沉沉地壓在大家心頭。小說家黃春明坐在椅子上，感嘆地說：「我們一定要探討這個問題。去聽一聽湯英伸的父母親怎麼說？他的老師、同學、族人如何看待這個問題。」他的話，令人油然想起黃春明的一些動人的自敘，說到他如何被幾所師專三次退學、轉學的記錄，使得他在這所、那所學校之間流浪…「我想，我最能了解湯英伸的心情……。」黃春明說。 

陸陸續續地，山地音樂田野工作者明立國，作曲家邱晨，原住民詩人莫那能，也先後跑到「人間」編輯部，大夥兒凝重地談著湯英伸的案子。雙眼失明的莫那能，絮絮地道出他早年那一段悲涼的歲月。他說：「十三年前，我被職業介紹所賣了。當時我也真的曾經有過衝動，想要討回一個社會公道……。」因此，他認為這是少數民族的共同問題。 

「山地青年的命運，怎麼十三年前是這樣，十三年後也這樣？」他哽咽了，目盲的雙眼中，亮著滿眶的淚。 

而意想不到的，邱晨竟也成為我這次採訪中，最勤勞熱情的工作伙伴。他正以難以置信的熱切和敬業的精神，開始了田野工作的調查，作為他邁向「報導音樂」的第一步。這是他創作上新的嘗試，也是音樂家「接觸人生真實的、具有反哺意義的事業」，他說。我們一同尋問著這個沈重的疑問：一位山地青年從純樸的小山村，隻身到繁華的台北市，才短短工作了九天，竟成為三條人命的殺人嫌犯。 

這是為什麼？這令人悲傷的社會新聞背後，是不是也有一個嚴肅的社會的困局呢？我們能不能為它找出一點沉痛的線索？ 

土城看守所：向世界告別 

到台北縣土城看守所探監時，才知道湯英伸不久前才割腕自殺過。 二月二日清晨，他留下一封簡短的遺書，在單人牢房內打破眼鏡，以破碎的鏡片割腕，被值勤人員發現，送醫急救以後，才挽回一條生命。 

「不能看見哈雷慧星，是人生一件憾事。……也帶走一顆懺悔的心，向世界告別。未能事奉父母，放心不下的女孩……，可愛的世界再見了。…我的死不足回報，但誠心祈願三位被我殺害的死者，在天之靈能永享極樂。……我願把身體器官贈給任何需要的人…… 

立書人湯英伸」 

湯英伸在這封遺書的右上角，歪歪扭扭地寫下了許多名字，父母、鄰居、兄妹、嘉義師專四年甲班的同學，師長，以及一名被嘉師退學轉到花蓮師專的朋友。名字下面，他簡單記了一句話：「謝謝大家，但願來世再相報！」 

二月十一日，湯英伸才鼓起勇氣，在獄中寫了第一封家書，也是他離家出走後的第一封信。 

「雙親大人膝下： 

本來早該給您們寫信。道出我對雙親的愧疚與感謝，卻百感交集，提不起筆。世事多變化，雙親養育十八年的兒子，現在，竟然犯下滔天大罪，身繫囹圄。一切後悔已經太遲了，但我仍然希望，在雙親的心目中，我仍是一個純潔的孩子。縱使這是全然不可能了。 

好想家啊。美麗的家園，只能在夢中浮現。雙親的慈顏，只能從記憶的籮筐中去尋找。真想痛哭一場。其實，早已淚源枯竭了。恨，只恨自己太衝動。我不奢望會得到法律什麼樣寬容的制裁？甚至那極惡毒的制裁，我也應當接受。畢竟，我已鑄下了大錯，但是，若有幸讓我重新改過，我願盡我所能去補償我所有的過失。 

近來，得到許多關心的祝福，使我更有信心向前走，也請雙親替我謝謝他們！最後，也謝謝雙親、羅律師、以及親友為我的官司奔走之苦，並主佑大家。 

不孝兒英伸敬上」 

割腕傷癒以後，湯英伸在牢內開始看一點書。他要求家裡寄「徐志摩全集」給他，一次可以寄送三本。但女朋友的來信，一字一淚，使他無法卒讀，他全數撕毀了。心中最為惦念牽掛的，是他那賢淑慈藹的母親，卻又駭怕她來探監時自己不知如何面對才好。他盼了四個多月，母親始終沒有來，倒是土城看守所門外，許多陌生人和親友，排隊等著要和他面會。他的囚衣九十七號。每逢單日，可以接見兩個人。 

 湯英伸與湯保富在地方法庭相見，親密有如好朋友。  蔡明德 攝

台灣地方法院（一）：羅律師哭了 

二月三日這天，湯英伸殺人命案第一審偵查庭，開始審理。台北地方法院第十七法庭白色牆壁的布告欄上，這樣寫著：「湯英伸，強盜殺人罪。」

湯英伸沒有戴眼鏡，瞇著一雙眼睛，戴手銬，由兩名法警從走廊側門，帶進法庭。他一張瘦削的臉，蒼白、疲弱，恍如隔世。看見擁擠的、黑鴉鴉的人群，他顯得有些驚慌失措。眾人的眼神下，他像古代極刑中被遊行示眾的人犯。 

走廊的另一頭，傳來悲痛的哭叫聲。苦主家屬含憤悲淒，湯保富只能垂首請罪，忍氣吞聲。職業介紹所的老闆邱世芳，扔掉手上半截香煙，來不及踩熄，就開始拉開嗓門，咒罵湯英伸。

審判長宣佈開庭。死者的父親彭阿升，在庭上控訴。他指控湯英伸是殺人搶劫、狡猾、殘暴不仁的兇手，請庭上依法重處。「我媳婦的血，沖到天花板上。」他痛心地說著。 

在被告席上，湯英伸俯首站立，不斷地慟哭和抽搐，使他看來脆弱而孤獨。他像是撕裂著自己最深的傷口，喃喃地說：「我犯了滔天大罪，願意接受國家制裁！」這嗚咽的自白，使他的辯護律師羅國寧捏了一把汗。後排座位上，一個嘉義師專的女同學流著滿面的淚衝出法庭。她那踉蹌的身影，在陰黯、窄仄的走廊上，顯得那麼渺小而無助。 

整個法庭內，秩序井然。法官的問話，湯英伸的口供，輕重地交疊著……和血衣、兇器混織成一片令人寒顫，悲傷、絕望的故事。這些對話──審判長與湯英伸的對話，深沈、悲痛，湯英伸短短九天零碎工的生涯，彷若一道瞬間迸裂的火芒。短促，卻永劫不復。 

審判長向羅國寧律師說：「你有沒有其他補充陳述？」

羅國寧站起身。「湯英伸年輕，不懂事」他說。他的聲音開始發抖，旋即泣不成聲。整個法庭陷入一片沈默…… 

台北地方法院（二）：離開了家園 

「因為休學，他到洗衣店打工，不幸發生這種悲劇，其情可憫。」羅國寧說著，一邊彎身從桌上抱起一疊資料，絮絮地從頭講起。 

一月九日，湯英伸離家出走。 

 在筆記本上，他抄下台北「天祥西餐廳」的地址，匆匆北上。報紙上、那一段誘人的廣告詞：月薪一萬五千元。他盤算一下，暗自設想，若是一個人省吃儉用，還足足可以租房，在台北補習英文。「廣告詞這樣寫著，」羅國寧準備了一份影印本，大聲朗讀起來： 

「新開幕中西餐廳，急徵小弟小妹各三十名，免經驗供吃住，薪一萬五千，小費多，供制服，學歷不限。環境單純，工作輕鬆，隨來即可直接上班。天祥餐廳。」 

顯然，離開了故鄉，急切地想要自力更生的湯英伸滿懷了希望，卻絲毫不知道這家餐廳根本沒有營業登記。如果他稍加留意，他就會發現，這家始終自稱「新開幕」的餐廳，在報上已經足足登了一年餘廣告。 

（命案發生以後，一直到本文撰稿的六月十四日，這則廣告依然刊登著。）

那一天，搭上嘉義客運班車，湯英伸告別了吳鳳鄉達邦村。幾公尺外，他的父親湯保富在鄉公所上班，母親汪枝美在衛生所服務。那一封具名「不孝子英伸」的留書，靜靜地躺在家裡的書桌上。 

「經過無數次的掙扎與抉擇，我還是決定找尋自己的世界。或許，在雙親的眼中，這是不智之舉。但一個十八歲的男孩，即使還沒做好準備，仍必須承受這些事實吧！因為壓力太重，無法承受，迷失了。但或許在年輕的歲月中，這些是必須歷練的。我寧願有個瘋狂的年少，而不想在暮年時，嘆悔自己。並請雙親勿掛念，就當我像平常出去一樣，我會好自為之，也請不必找我，我不會耽誤我的前途！」 

汽車在阿里山公路奔馳著。公路邊，一座被「欣欣水泥廠」剷平了的禿山，像一顆被剖開的南瓜，腰腹上滿佈了慘淡的流砂，像血一樣流著……。

他可無法知道，父親湯保富看了這張留書，心裡多麼傷心。湯保富把英伸的留書狠狠地揉在手上，丟進字紙簍，卻又在半夜裡爬起床，心疼地撿了回來，一讀又讀。湯英伸更不知道，去年暑假，嘉師四年甲班一位同班女同學，也曾經一頭栽進這同一家介紹所的經過。她說：「我去應徵時，被帶進一個小房間。老闆說先繳八百元。我問：何時開始上班？老闆也說還沒開幕，但可以幫我介紹到希爾頓飯店。後來我打電話去問希爾頓飯店，才知道他們並沒有僱人的事。」 

台北地方法院（三）：「媽媽請不要掛念……」 

「你是邱世芳嗎？」審判長問。 

「是，世吉介紹所負責人。專門介紹工作。」邱世芳回答。 

 邱老闆卅歲出頭，能說一口流利的普遍話，對答也十分機敏。他手上持著一張備忘的小卡片，站在法庭前。 

「湯英伸是你介紹的嗎？」 

「是，翔翔洗衣店才開業三個月。以前，彭喜衡的父親開一家紡織廠，他的員工都是我介紹過去的。」 

「你們談了什麼條件？」 

「我們不談薪水。薪水是雇主和找工作的人之間的事。湯英伸的待遇多少我不知道。我們只收介紹費三千五百元。湯英伸沒有錢，來介紹所兩趟，共付一千五百元。我告訴他洗衣店老闆會自動扣錢，送過來給我們，叫他不用擔心。」 

「工作情形呢？你瞭不瞭解？」 

「不瞭解。」邱世芳答。 

一月十二日，湯英伸離家後第三天。他按著報紙廣告，打電話給天祥西餐廳。電話筒裡傳來一個女人的聲音： 

「有，隨到隨做。帶身份證來登記就行！」 

辦公桌上，邱老闆擺一本沒有註明任何公司行號的工作登記表，只註明是「本中心」，第一項求職須知清清楚楚寫著：「求職人員委託工作登記時，應先付清費用」。所以，邱老闆開門見山地說： 「這個工作，你願不願意做？」他沒有指明是什麼工作。湯英伸點頭，表示：「願意。」 

「先繳一千塊」，邱老闆說。 

湯英伸楞住了。沒想到應徵小弟也要繳錢。離家時，他身上只帶一千多塊，只好怯怯地說：「我沒錢，可不可以先繳五百。」 

「行！」邱老闆親切地回答。然後在「本中心」表格上，潦草填寫「小弟」兩個字，並在左下角，蓋了手印，簽上「邱世芳」三個字，表示收到
五百元無誤。 

一月十六日，湯英伸坐車到三重市向親戚借錢，又轉回世吉介紹所，向老闆繳了五百元。前晚，他在表哥家裡寫了一封家書，告訴遠在特富野的雙親：「兒子在一家餐廳上班，媽媽請不要掛念。」 

不料，在湯英伸的回憶裡，這一回邱老闆的說法卻有不同，他說：「要繳三千五百元，不夠的錢有人會幫你先繳，再從你的第一個月薪水扣下來！現在餐廳還沒開幕，等過年以後馬上就開張，你先去一家洗衣店做工。待遇也不錯，一天五百元。」 

湯英伸一直不知道邱老闆開的其實就是職業介紹所。他一直還很感謝邱老闆的好心善意，在餐廳未開幕之前先給他介紹工作，「反正過年快到了」，他心裡這樣想。但三千五百元這筆不小的數目，使他開始覺得懊惱。再說，一千元都已經繳了，求職須知第二項又說明：「求職人員在本中心登記後，被本中心介紹去做任何一項工作，而不做再回來者，介紹費不能退回，可免費介紹工作。」 

無可奈何，湯英伸只好答應去做，又繳了五百元給邱老闆。他摸一摸口袋中那一封家書，不禁慶幸著沒有寄出去。 

湯英伸追述，當時邱老闆曾掛了一通電話。不久，翔翔洗衣店的彭先生跑來了，他當場付清了湯英伸的欠款二千元。 

「你欠我們的錢，要扣留身份證做低押，請你簽一張借據。」邱老闆說。 

這張借據，總共簽下二千二百元。原來，去翔翔洗衣店上班的這一程計程車費兩百元，也簽在湯英伸的帳上。 

台北地方法院（四）：「……只能回答，我不知道！」 

審判長問：「你為彭喜衡總共介紹過幾個人？」 

「三個月來，我介紹兩個人。一個小女孩做五天，就走了。」邱世芳回答。 

那名小女孩被父親帶回家以後。一月十六日，湯英伸接下洗衣工人的工作。由於年關迫近，店裡生意特別忙碌，每天上午九點開店，一直不停地工作到深夜兩點，是常有的事。 

一月廿四日中午，湯英伸到洗衣店做工的第八天，他趴在床上寫日記。在彭老闆小孩的臥房，彭喜衡用一張布簾和板架，隔出一個小角落，算是他睡覺的舖子。就在這個灰暗的屋角，湯英伸每天把疲憊的十八歲的身體，拋在那舖子上，在思親的淚水未乾之前，呼呼沈睡過去。 

日記本上，他零亂地寫下片段文字：「洗衣店蒙難記」、「世界上最大的罪惡」、「我立誓要辭職離開這裡」。…… 

下午三點，湯英伸向老闆辭職，他說：「我要回家過年，家鄉運動會和豐年祭都快到了。」湯英伸心裡仔細盤算過，已經做了八天，一天工資
五百，應該可以抵償欠債，剩餘的錢還給親戚。至少，回家的車資有了。

因此，他也向彭老闆提出要求，索回被扣留的身份證。不料，彭老闆竟說：「你吃我的、住我的，一天工資兩百，就想一走了之，你還欠我錢
哪！」 

下午四點，湯英伸送衣服出門。他順道去建國北路的表哥家裡，一口氣喝了五、六瓶紅露酒。「我不做了！」他向表哥訴苦，他對台北感到疲累了。「也好，你先回特富野過年，等過完年後，我再替你找工作。」表哥是一個彈鋼琴的樂師，在台北人面熟，可以為他找工作，他這樣的安慰著湯英伸。夜台北的路上，千家燈火。 

湯英伸想到還要回去洗衣店，從建國北路到新生北路的這一段路途，他走得好疲累。就在前一天，他在日記本上寫了這樣一首詩。也許頭一次吧，湯英伸在生活中，切膚地感受到「不公平」的存在…… 

不為了什麼…… 
沒有目標，沒有理想， 
竟也甘願投身紅塵。 
問，那是你不滅的夢想嗎？ 
卻只能回答，我不知道。 
走過褪色的紅磚道， 
看汽車駛遠時揚起的塵埃， 
不禁覺得好孤獨， 
曾說過要成功！ 
曾說過要忍耐！ 
卻按奈不住即將崩潰的神經， 
大罵一聲：太不公平了！ 

在深夜的路上，湯英伸一個人孤單單地走著。初春的冷風迎面吹來。他感到淒愁，感到傷痛。 

那天下午，湯英伸向彭老闆要身份證。他想辭掉工作回家，彭老闆的回答卻是── 

「番仔！你只會破壞我的生意！」 

「番仔」的辱稱，使他感到遭受重擊似的挫傷。原先講好每天五百元的工資，剛剛邱老闆卻說是二百元。照這樣盤算起來，八天的工資卻成了一千六百元，差借據上的二千二百元還有六百元。白白做了八天的工，卻還倒欠了人家六百元。他怎麼算都算不清楚這筆奇怪的帳。他想起平時彭老闆常對他說：「好好幹！不會虧待你的！」卻從未談到工資到底有多少。想著自己手腳笨拙，給機器軋了一口傷痕，又總是惹老闆生氣……學校、同學、父母一一都讓他背棄了，獨獨剩下這口飯，供他吃的、住的，至少，讓他一個人躲在陌生的城市…… 

他流淚了。好幾度，想打電話回家，卻怎麼也鼓不起勇氣。那些奇詭而瘋狂的年少之夢：他在千百人的會場上，忘我地唱著他自己寫的曲子。雷動的掌聲和口哨聲……。現在，眼看夢碎了，阻絕了回家的路。偎靠在電話筒旁邊，他撥了兩次電話，給在警察學校讀書的哥哥。不知多少回了，這電話一直沒打通過。「嗚──嗚──嗚……」電話筒傳來那單調的聲音。他不知道，他那粗心大意的哥哥給了他一個錯誤的號碼，也不知道哥哥那一頭也正急著找他。頹然地掛上電話，湯英伸一個人拖著細弱的影子，彳亍地走著，消失在夜闇的台北。 

在沈酣的睡夢中，被彭老闆強拉起來。湯英伸說，當時他心中忽然湧起一股哀怨和憤怒；他脫口而出：「老闆，我不做了，你另請高明。這總可以吧？」午夜一點多，屋子裡一片死寂，只傳來洗衣機轟隆轟隆地攪動聲。他躺在布簾背後。小孩子的鼾聲，溫馨、均勻地傳來。突然，彭老闆出拳打過來，冷不防地，他被重重一擊。 

「彭喜衡，你不要看我瘦弱，好欺負！」 

這次，湯英伸冷冷地喊出彭老闆的名字。「我工資不要了，你給我身份證，我要辭職回家。」他說。 

洗衣機轟隆轟隆地怒吼著。 

彭喜衡猛力一推，把湯英伸推到門邊。兩個人扭打了起來，一推一擋，湯英伸被推到洗衣機旁，順手抓到一支拔釘器，他奮力一揮，擊中彭喜衡的下巴…… 

「是不是這一支？」審判長從桌上高高舉起一支拔釘器。鋒銳的尖口冷冷地朝向旁聽席。 

「是的」，湯英伸低著頭說。 

「你怎麼打他的？是不是用尖口打的？」 

「不記得了。我打了一下，他又衝過來，被我推了一把。因為地板潮濕，彭老闆滑了一跤，第二次打去，正好擊中後腦。後來，我失去理智，不斷地打他的胸部，不知打了幾下……。」 

「當時彭老闆有沒有死？」 

「有呼吸，沒死。他的太太衝過來，拿椅子打我。兩個人打成一團。我把椅子奪過來，用拳頭打她。她倒在房間門口。我開始找我的身份證。彭珊珊一直哭，我哄她，勸她不要哭。她不聽。我心裡感到很害怕。我急了，想把她勒死，用手勒了一下，她還是哭，我就把她推倒在床下。」 

「有沒有打彭珊珊？」 

「有，用手掌打她！」 

「王玉琴有沒有死？」 

「不知道。我心裡很慌，一直很想找到身份證。突然看到王玉琴往屋外跑，我又撿起拔釘器，追上去打了好幾下。打到她不動為止。」他開始啜泣。 

「你與什麼人一起行兇的？」 

「只有我一個人。」他瘖弱地說。 

「…………」 

地方法院（五）：死刑 

三月二十日，湯英伸殺人命案第一審審理終結進行宣判。審判長站在法官席上。全場靜默無聲。羅國寧律師低頭沈思著，靜聽著。 

「本庭宣判」，法庭裡，全場的人都站立起來。審判長低沉的聲音彷彿自遙遠的地方傳來：

「台灣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七十五年度重訴字第二十六號。公訴人，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檢察處檢察官。被告，湯英伸，男，十八歲，嘉義縣人。業工。選任辯護人，羅國寧律師…… 

 右列被告因殺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本院判決如左：

 湯英伸連續殺人，處死刑，並褫奪公權終身。又竊盜，處有期徒刑陸月。應執行死刑，褫奪公權終身。」 

（原文刊載《人間》雜誌 第九期）

*圖、文經攝影者與出版社授權，同意刊載，請勿任意轉載*